所以说，教育是一个整体，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教育的问题。素质教育是全社会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教育体制上“高考”这个指挥棒的存在，使得整个教育机制都围着它转。就像一列惯性极强的火车，车上车下的人都意识到要刹车，但一时又刹它不住。教育体制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
王少卿：中国的孩子缺乏创造性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是不是融入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并且成为中国人性格的一部分了?从这一点说，它与中国从古代的科举到现代的高考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是不是应试教育影响了中国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决定了中国的孩子缺少创造性?
黄全愈：中国的孩子缺乏创造性的确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 而应试教育则是阻碍想像力和幻想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想像和幻想教育没有被放在应有的位置上，统一的教育方式、统一的标准答案正束缚着学生的想像力。
要说束缚中国人的创造力，这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很大。因为考什么、怎么考，直接影响到学什么、怎么学。科举考试弄得读书人摇头晃脑地死记硬背，人云亦云，套八股的模子，进八股的框框。而应试教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科举考试的延伸，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仍然起着阻碍作用。
对人的创造力的束缚，与传统文化也有关系。我多次说过，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角色教育忽视对人自身的教育，重共性轻个性，重义务轻权利，重服从轻自主，重外在的纪律轻内在的能动，等等，都影响到创造力的培养。
王少卿：您这种文化评价实际上涉及了一个大的文化层面，难道说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缺乏素质教育的土壤?
黄全愈：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原想避开，但看来避开也不是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