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自天地有离合变化以来，自始至终必有巇隙，为政者不可不察。要发现巇隙，就要用“捭阖之道”，能用此道的就是圣人。
所谓圣人，是以挽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人，假如世间没有可“抵”之事时，圣人就隐匿在人民中间，等待时机；一旦世间出现可“抵”之事，就挺身而出，为国家谋划。这些谋划，上可说服君主，下可治理百姓，既依据实际情况，又遵循客观规律，真可谓天地的守护神。
《论语》记载，一次，孔子和几位弟子在一起闲聊。孔子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急性子的子路说：“一个千乘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屡受侵犯，又遇饥荒。若让我治理这个国家，三年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并懂得做人的道理。”子路的话表明他有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气魄，但孔子只是微微一笑。
接下来，冉求说自己愿意当一个小地方官，轮到公西华时，他说：“我不敢说能做什么，不过愿意坚持学习。”三人说完以后，在一边弹琴的曾皙起身说：“我的志向嘛，就是在暮春时节，穿上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野外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孔子感叹道：“我欣赏曾皙的志向啊!”
孔子漂泊半生，未能施展抱负，晚年则喜读《易经》，他曾对经中的“潜龙勿用”一语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潜龙比喻像龙一样有德有才而隐居的人。世俗改变不了他的节操，他也不追逐功名；从世间隐退不会感到闷闷不乐，不被世人承认也不苦闷。能愉快地实现抱负时，便入世行道；感到忧虑时，便出世隐遁。信念坚定，从不动摇，这样君子的所为便是潜龙的德性。”
“潜龙勿用”，并非无条件的勿用，只是说条件尚未成熟，不易盲动。人都是要进步的，只当个看热闹的旁观者还不行，还要参与到现实中去，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这样才不枉一身的本事。但古人都是反对盲目从政的，如孔子曾评价蘧伯玉说：“蘧伯玉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国家政治符合大道的时候，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不符合大道的时候，就能收敛、隐藏自己。”
因此，有志于从政的人就需要认真观察。看到“国家政治符合大道”，自己的道义可以得到推行，当然就要积极出来从政，为国家和民众效力。反之，就要收敛自己的言行而使自己隐藏起来，保持自己的节操，以免自己的高贵品格被玷污。
孔明未遇刘备，自是每日草堂酣睡。此时，除徐庶等几位好友了解外，谁又相信他真是一条“卧龙”？等到刘备三顾茅庐，一朝风生水起，卧龙跃水而出成为飞龙，不但展示了自己的雄才韬略，也成就了刘备的蜀汉政权，使天下三分，鼎足而成。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有志之士就在出世与入世的两端徘徊。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入世，建功立业，造福社会；什么时候又应该出世，藏身山林，韬光养晦？鬼谷子的回答是：“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也就是说，社会问题出现了就做事立功，天下太平了就深隐待时。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坤乾。”洪秀全二十五岁时说自己是潜龙在渊，并将乾坤写成“坤乾”，倒转了天地，后来果然把清朝的江山搅了个天翻地覆。
鬼谷子所说的“深隐而待时”，也并非消极等待，而是要刻苦磨砺自己、约束自己，把自己修炼成济世之才。
深隐之时要有“韬”。要时时更新思想，只有如此方可跟上时代的步伐。反之，如果不与时俱进，思想保守落后，拒绝接受新思想、新事物，那就要落伍，就要被时代所淘汰。清朝政府就是因为拒绝先进的文化科技，满脑子的老大帝国的陈旧思想，而遭到列强欺侮凌辱的。
因此，深隐时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正所谓“书生不出门，也知天下事”，就等风云齐聚，即可“飞腾六合定坤乾”。
深隐之时要有“晦”。只有经过剪枝的树木才能长成栋梁，只有勤于自我约束才能成为有用之才。不怕有缺点，只怕看不见缺点。荒地只要勤于耕耘也会变成良田，而一片良田如果从不锄草也会荆棘丛生。不能自我约束的人不但不能改掉缺点，连原来的优点也会逐渐丧失。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就说明一个人要想创立大事业，必须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磨炼心性，然后才经得起巨浪的冲击，担当起“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
功成名就之后，又该如何自处？自古以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开国功臣的共同命运。例如勾践杀文种、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滥杀功臣等。正所谓功高震主，所有开国皇帝都明白，所谓开国功臣，就是那些当初与自己一起爬冰卧雪、风餐露宿打天下的“患难之交”。
他们有苦劳、有功劳、有资格与自己平起平坐；他们最了解自己过去的历史，最清楚自己现在的心思；他们距自己的龙椅最近，也是最有能力抢夺龙椅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留在皇帝的身边了。这个道理，懂得的与不懂得的，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两个样子。
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诸葛亮晚年曾写下了著名的《戒子篇》，文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出山时，还向往着统一天下之后重返山林，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春秋时，范蠡看到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处事”的本性，在帮助其大败吴国之后，功成身退，经商治产，落得个富甲一方，逍遥自在；东晋的谢安年轻时隐居于浙江会稽的东山，后入朝为相，在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力挽狂澜，后来打算再回东山，可惜不久病死在建康，未能实现避世隐居的意愿。
人都有欲望，都希望能尽可能多地拥有，这是人之常情。然而人的欲望如果无限膨胀，得不到适时的抑制，便会成为贪欲。人如果总是汲汲于物欲之争，对自己的所有总是不知满足，最终会走向失败。汉代刘邦的谋士张良和大将韩信就是最好的例子。
张良明白“鸟尽弓藏”的道理，功成身退，领了一小块封地，远离朝廷，去过与世无争的日子，最后保全了声誉和性命。而韩信不明白这个道理，不考虑自己的实力和处境，想与刘邦争一口气，最终误了性命。
由此看来，有些时候不去争长短论得失，懂得机智避退，这并非是软弱无能，而是一种处世的智慧。其实，不只政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士，也应该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