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公元196年这段时间，东汉朝已迁都长安。朝廷方面，董卓、王允、李傕、郭汜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擅 权。地方军阀方面，刘虞、刘岱、韩馥等相继败亡。公元196年（建安元年），献帝在董承、杨奉、韩暹等护送下，逃离人间地狱长安，回到鸡犬不留的洛阳，上 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此时曹操的大本营在颍川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曹操派兵将献帝迎入许县。面有菜色的傀儡皇帝、叫花子皇帝刘协，在曹大将军的护佑下，终于能吃上饱饭，睡个安稳觉。
这是一个历史事件，也是曹操政治生涯的里程碑。这个历史事件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奉天子以令不臣”。“挟”是“挟持”的意思。
挟持皇帝，这还了得？曹操这小子，狗胆也忒大了些吧？但曹操不这样认为，他说的是“奉天子”。“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话出自袁绍的谋士沮授之口。献帝东 归，受阻于曹阳的时候，沮授也曾经给袁绍出过主意，赶紧把皇帝弄到身边来，其原话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可惜袁公子没这个眼光，也没这个 气量。
这两个说法有什么不同吗？“当然”不同，当时的当事人（复数）拿其中的一个说法指责对方，拿另一个说法为自己辩解；后世的学者也认为这两个说法性质不同，并拿其中的一个说法给曹操贴政治标签。
从字面和语义看，的确不同。“挟天子”是“挟持、挟制天子”；“奉天子”是“尊奉、维护天子”。“令诸侯”的诸侯是朝廷封的；“令不臣”是针对叛逆者，以维护朝廷的尊严和权威。
对“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两句话如此这般的解释，已成为通说。
我则对上述“通说”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去查查《辞源》就知道，“挟”的原意是“夹在腋下”或“从旁钳住”，可引申为“辅翼、挟持、钳制”之意。其实，“挟”字还有一个引申义：“倚仗，恃以自重。”
“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这句话，是沮授为袁绍制定政治纲领或战略规划时说的。
沮授原是冀州牧韩馥的谋士，袁绍巧取豪夺，把冀州从韩馥手上弄过来之后，沮授也就随了袁绍，成为袁绍的首席谋士。沮授这个家伙，不仅忠诚刚烈，而且极有 水准和品位。起初，沮授在袁绍集团军中，相当于总政委兼总参谋长的角色，规划蓝图，整纲建制，出谋划策，多有建树。到官渡之战（公元200年）前，几乎被 剥夺了所有军权，在袁绍的大本营里坐起了冷板凳。官渡之战，袁军溃败，沮授被俘。曹操不忍杀之，想收为己用，也就放了他。沮授却想逃回袁绍处，曹操才不得 已杀了他。
高水平、高品位的沮授对自己的主子袁绍所说的“挟天子”，是严肃的政治纲领，应该不是“挟持（挟制）天子”吧？沮授所说的“挟天子”的原意，应该是“倚仗天子，恃以自重”。即使“挟制”天子，沮授也不会公然表达出来。
曹操的政敌把曹操死敌袁绍的谋士所说的话，曲解为“挟制天子”，反过来套在曹操头上，用心良苦，目的不问可知。
我们也可以看看陈寿是怎么用“挟”字的。《三国志·张杨传》说：“建安元年（196），杨奉、董承、韩暹挟天子还旧京，粮乏。张杨以粮迎道路，遂至洛阳。”毫无疑问，当时杨奉他们“挟天子”，不是挟持、钳制天子，而是辅翼、尊奉天子。
不管今人如何理解“挟天子”，《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说法，总是值得参考的吧？
就算我的说法不入流，仍按“通说”说开去。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只是字面上的不同、语义上的不同。“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曹操方面的说法（曹操谋士毛玠的原话）；“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沮授的原话，是曹操的对手们（如诸葛亮、孙权）强加在曹操头上的。
事就是那么回事，即献帝住在曹操的大本营里，既受曹操保护、尊奉，又受曹操监视、挟制，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曹操方面叫做“奉天子”，曹操的政敌把 它叫做“挟天子”。曹操把中央政府搬到自己的大本营来了，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曹操方面叫做“以令不臣”，曹操的政敌把它叫 做“以令诸侯”。
乍看起来，确实是两回事，究其实，理就是那么一个理。事实相同，说法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相同；表象不同，实质相同；感受不同，效果相同。
事情的真相是，曹操既奉天子，也挟（倚仗又挟制）天子；既令不臣，也令诸侯。这就是曹操的高明之处。董卓、袁绍、袁术那些笨蛋，是干不出这手漂亮的活计来的。
董卓为了树威，行废立之事，冒天下之大不韪，骤兴急亡，死于非命。
袁绍欲另立皇帝（刘虞，未成），等于是另立中央，与合法的中央政府对着干（即使中央政府控制在万恶不赦的董卓手里，仍然是合法的中央政府），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狼子野心。
袁术自立为帝（公元197—199年），乱哄哄闹剧一场，成为过街老鼠，死后贻笑大方，连国号和年号都未载之正史。
只有曹操才懂得什么叫政治，什么是策略。什么叫“懂政治”？弄清楚权力的来龙去脉，把握住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就叫“懂政治”。
为了达到个人或组织目标，使用恰当的、巧妙的方法和手段，就叫“懂策略”。
董卓公然藐视皇帝，侵凌皇权，结果是“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
袁绍想另立皇帝，想轻易地转移重如千钧的最高权力，即使刘虞上当当了皇帝，袁绍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非法的。
袁术自立为帝，将自己权力的大厦建立在沙滩上，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曹操清楚地知道，虽然此时皇帝的权威荡然无存，皇帝的价值一落千丈，但如何对待现任皇帝，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如何巧妙地利用现任皇帝，是最大的策略问题。
打个比方，刘协这个十六岁的小皇帝，就像一只快到更年期的老母鸡，已“鸡”老珠黄。但是，杀了吃肉，或赶到荒郊野外，或让它露宿街头，都是不行的。那就 干脆把它搬到自己的鸡窝里来，无非给些残羹冷炙，再找个骚气勃勃的年轻公鸡，强奸它几回，说不定给自己下几个蛋，孵出一窝姓曹的小鸡来。
曹操懂得，什么上屋抽梯，过河拆桥；什么声东击西，围点打援，只是武夫们玩的小把戏而已。真正高水平的政治策略是借鸡生蛋，借壳上市，借尸还魂。
从公元196年到207年这段时间，曹操四面强敌环伺，北有袁氏集团，东有吕布，南有袁术，西有凉州军阀。到207年底，这些地方武装一个个被曹操收拾 殆尽，三郡乌桓也被赶出塞外。公正地说，这段时间曹操对皇帝是“奉”大于“挟”。献帝刚到许都时，任命曹操为大将军，袁绍不满，曹操便客客气气地把大将军 的位置让给袁绍，还请求皇帝封袁绍为冀、幽、青、并四州州牧。
随着北方的统一，实力的增强，权力的巩固，曹操对权力的欲望越来越大。公元208年，曹操废三公官，自任丞相。这时候，恐怕“钳制”就要多于“尊奉”了。
曹操的自任丞相又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东汉王朝是不设宰相的，由三公分治国家，决策权在皇帝手里。太尉主军事，司空管监察，司徒主民政（包括财政，承担丞相的大部分职责）。
在三公治理体制下，强势的皇帝可以对三公分而治之，分而制之，可以大权独揽。而在丞相治理体制下，相权是皇权相对的一极。理论上，丞相管理整个帝国，皇帝只有决策权，相当于现代企业理总经理与董事长的关系。
现实中，皇权与相权之间往往难以平衡，强势的皇帝，可以把丞相当泥人捏；强权的丞相，可以玩皇帝于股掌之间，成为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比如曹操。
自从曹操自任丞相以后，曹丞相的相权就与帝国的皇权分了道。如果帝国皇权是一条主线的话，曹操的相权从208年就分出了一条支线。而且支线越来越粗，主线越来越细。最后，主线消失，支线成了主线。
曹丞相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组织架构，配置亲信，清除异己的过程。权力扩张到一定程度，就向王权转化。曹操的这个过程，有几个标志性的杀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