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家庭教育

1992年，我辗转回到以色列，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暂时留在中国。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做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中以正式建交后，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开始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小摊卖春卷。

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

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邻居们的责难。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中国式原则：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放学后，他们就来春卷摊，我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但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

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

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卷，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卷去学校，放学回来的时候，会把卖春卷收入全部上交给我。我觉得很心酸，让他们小小年龄就要担起生活的担子。可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我想象的那种委屈，他们说他们慢慢开始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了。

邻居太太告诉我“赚钱从娃娃抓起”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接受这种犹太法则。

我开始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我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

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孩子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

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我半信半疑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然后，老大说因为他给我提供了信息，我应该付给他10％的酬金，我犹豫很久，终于决定把600谢克尔这笔大钱给他，他拿到钱后，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剩下的钱，他说他会拿去变更多的钱。

老大用这笔酬金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然后去学校进行售卖，利润再投入继续进货，1年以后，他户头上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

尽管老大很会赚钱，但在实际上，老二比他更能领会犹太法则的精髓——犹太人共同的一点是，从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钱的行业。老二以他14岁的年龄和文笔，竟然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周交稿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为比较矜持，也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才能，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每天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点心，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老三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不过，这些点心不是免费的，两个哥哥支付的点心费用，创开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给我的费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润。

当我们家的资金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家4口合资开办了我们家的中国餐厅。我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我们家的餐厅越来越有名，拉宾还接见了我，我成了以色列的名人。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莱文，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我最后被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

当我回国任职的时候，孩子们也跟随我一起回到了中国。回国之后，老师来找我了，她说我的孩子在校园推销来自以色列的商品，她建议我好好管教一下孩子。我告诉她，我无权干涉我孩子的行为，这是他们赚取他们学费的方式——因为，我已经不再负责他们的所有学习费用，老师的眼睛顿时瞪得大大的……

在随后的高考中，老大进入了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他说他要成为专业的旅游人才，然后去以色列开办自己的方蹤公司，垄断经营中国游；第二年，老二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在不需任何投资和奉献的前提下赚取利润；老三说她会去学中国厨艺，当一个顶级的糕点师，然后去开办全以色列最好的糕点店……

我发觉很多中国父母都活在一种左右摇摆的矛盾心态中，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大富翁，却又似乎害怕孩子过早地沉迷于金钱——就好像，既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个幸福的家庭，却又害怕孩子现在会早恋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叶公好龙——犹太人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接孩子的出世，赚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至于教育、学习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的过程——而中国的父母，哪怕心中憧憬无比，但却从来不肯挑明这个话题。这句话很难说吗？其实只是简单的一句：“孩子，我想当一个富豪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