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家伦

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几个字符勾勒出罗家伦的一生：“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掌权者。

北大的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因国学功底很深，同学们戏称他“孔夫子”。1917年夏天，20岁的父亲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父亲到北大读书那一年，正好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父亲曾回忆，当时北大有两个地方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一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钱玄同等时常在那里；另一个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也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

父亲与胡适先生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从北大开始。胡适从美国回北大后，一开始并没有教授哲学，可能先兼了一段父亲所在的外文系的课。1918年，父亲与胡适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ADoll'sHouse”（《玩偶之家》），“五四”之前在《新青年》上发表，从后来很多人的回忆可以看出，这部戏对当时年轻人的思想冲击非常之大。

“五四”那天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父亲起草的。1919年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从外面赶回北大时，一位同学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公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又推举父亲来写。当时时间紧迫，不容推辞，父亲就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宣言。宣言虽然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特别是最后那几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

1919年5月26日，父亲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正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银元给北大设立奖学基金，父亲与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这5位优秀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在当时也较为引人注目，一家报纸将此比作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历届得到穆氏奖学金资助的北大学生，后来在不同的领域都各有建树。

父亲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与哲学，实现了拜在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父亲的奖学金被迫中止。这年秋季，在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涯后，父亲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物价较低的德国。

穆氏企业破产后，父亲一度以译稿补贴生活，但仍然陷于拮据。又是在蔡元培先生引荐下，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先生借给父亲1500元，让父亲完成了在英、法最后一年的学习研究。父亲对张元济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回国后多次要还这笔钱均被张先生拒绝，直到有一次以祝寿的名义还了张先生1000元钱，张先生才勉强接受。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终于回国。他曾在东南大学任过教，后来出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父亲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科学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父亲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职务。此举在当时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但父亲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父亲的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而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10年中大校长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其实父亲当时并不十分情愿接下这一棘手的职务。当初中央大学因“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澎湃，面临解散危机。当时父亲深知其中种种困难，对教育行政工作也已有厌弃之感，所以当他得知行政院会议决定派他出任校长时，坚决力辞不就。但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终于说服父亲。

父亲以他年轻时游学欧美的经历，希望他掌管下的中央大学无论在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都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父亲性格耿直，处理问题不愿妥协让步，即便有政党要人向他推荐教授，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的，也一概不收。父亲在中央大学时，经常邀请中外名流、学者，包括抗战时期的周恩来、马寅初等来校演讲，按他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1937年，父亲在中央大学进入第五个年头，正准备大发展，他后来形容自己曾有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抗战前，中央大学校址原在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地址狭小，只能容纳一二千人。他计划在南京郊外建一座能容纳5000至1万学生的大学，按照他的设想，学校里面还有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父亲的设想也得到了政府支持，已经批准了240万元的第一批建筑费。父亲又派人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在南京周边选合适的校址。最后选定了南门外约7公里处的石子冈一片地方。

按原定计划，一年以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就可以先期迁入，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的“玫瑰色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抗战一开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炸。在第一次被炸后，父亲就开始准备迁校。那时，日军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他们认为父亲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责之辞不绝于耳。父亲也不解释，关于新校址，大家也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迁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武昌珞珈山。父亲认为中日战争会持续很久，如果迁校就到重庆最好。因为从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以直达，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父亲对迁校之事，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一年前，父亲就叮嘱总务处，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到了真正迁校时，这些箱子对于很多书籍和仪器的顺利搬迁起了很大作用。

中央大学的迁移比较顺利。学生们都坐船离开了南京，全校的图书仪器都搬出来了，不仅如此，还有航空工程系为教学用的三架飞机，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转移。

在南京沦陷一天前，父亲最后一次巡视了学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时已没船、没车，没办法带走了，他不得不召集员工宣布：放弃禽畜，员工转移。

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不舍得放弃，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当他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父亲见到忍不住落泪，竟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父亲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开学复课，抗战8年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实绝无仅有。

在抗战期间，父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可见父亲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的几年中，当时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中央大学在当时也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

在那个充满政治纷争的年代，“中大校长”一职绝不是一个美差。父亲处于各种政治力量争斗与牵制中，承担了很多压力。1941年夏，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