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旗帜

我在兰州的家里曾看到过一张父亲大学时期的照片，他在里面相貌英俊，目光如炬。我母亲说，这就是锐气，也正是你们身上最欠缺的。

这篇稿件刊发前的一个星期，我的爷爷刚刚在贵阳去世，王家的最后一个老人就这样走了。葬礼上我并没见到父亲的身影，他去梵净山看一个高尔夫球场的项目。邀请他的老板知道此事后，惊讶于他的“伟大”，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跪在灵堂坚硬的地板上，心里一直在咒骂。

【关于死亡】

火化结束后的晚上，父亲请亲戚朋友们吃了一顿饭以示答谢，摆了足足四桌，喝了不少茅台酒。最后在酒店的房间里，我问他为什么缺席，他说他相信的是厚养薄葬，在老人有生之年尽孝，死后一切从简，并引用了陶渊明的一首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他认为人死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样才能彻底与山川湖海相容，并且他也知道自己当天不能出现在现场，因为那会导致很多老板来送大礼，这一下就坏了规矩。

父亲是一个很直率的人，他鄙视葬礼上假惺惺的哭啼，更欣赏放浪形骸的古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他们放声歌唱，纵情大笑，以庆祝这一节日的到来。我在葬礼上恰恰有几次差点大笑出来，一次是装神弄鬼的法师带着我们一帮孝子贤孙绕着爷爷的灵柩奔跑，一次是面对台下七十多号人，听大伯念悼词的时候，死亡带给我最多的竟然是一种滑稽感。我们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敬畏，祖宗早已不是神灵，而流于形式了。

【狼性】

父亲是小县城里出来的人，全家总共六个子女。在那个年代，孩子的命似乎都不太金贵，也许是太多了，根本无暇顾及，每年夏天在河里淹死几个也是常有的事。父亲一次走远路去亲戚家参加婚礼，那时才十来岁，大人们作弄他，灌了他不少米酒，回家的路上他就躺倒在麦堆里，整整睡了三天。一个好心的农妇用水把他浇醒，给他喂了些饭，缓过劲后接着上路。进了家门，迎接他的只是一句“回来啦？”

父亲于是也这样教育我们，从小就把我们踢到水库里学游泳，小学的时候给了我们几十块钱，让我们独自在昆明城里玩，10点前不让回来。六年级被送去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教头学跆拳道，并且是全封闭，一待就是一个月，每天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被汽车赶着跑。学完跆拳道，父亲曾让我和弟弟对打，最后我一个飞腿把弟弟的嘴唇踢爆了。16岁去美国时，当其他家长都在机场哭成一片的时候，他只来了句：“走吧！”接着扭头就走。当母亲多次担心我们就此消失的时候，他的回答总是：“优胜劣汰，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惜这些都没培养出我们的狼性，我们小时候从来就不像父亲，我们欠缺西方人提倡的领袖才能，也不是孩子王。在碧桂园小学，因为是“北佬”，我的床铺经常被暴发户二代用水淋湿，冬天洗澡的时候门常常被踹开，然后哗地一盆凉水劈头盖脸淋过来。初中时，弟弟每个星期都被同一个人按在地上，当众羞辱。这些事我们从不跟父亲说，因为他是个陌生人，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当时我也不能还手，因为人家有几个高年级哥哥，我只能学古惑仔，认了一个喜欢戴蛤蟆镜的同学做大佬。

【巨大的沉默】

我很少跟父亲在家里吃饭，他总是抱怨饭菜跟猪食一样。从小父亲就带着我和弟弟走南闯北，就连留学在外的几年也不例外，暑假回国永远都是一次次精彩纷呈的旅行。那段时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每次都被强迫写下游记和感想，为的是“不像驴子一样转一圈”。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每顿饭台面上几乎都能见到不同的叔叔和阿姨。如今，每当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他都会打电话叫我去吃饭，每次去也还都是一桌桌陌生的面孔，虽然那些面孔往往就是中国一副副活生生的权力金钱脸谱。

多年以来，这些饭局的内容千变万化，但主角却只有一个。我有时会为父亲的滔滔不绝感到窒息，这彻底挤压了其余人发表言论的空间，也让我成了众多沉默者中的一员，丧失了与父亲交流的机会。

父亲曾当着众人在饭桌上毫不留情地数落我，以致我因为羞辱差点哭了出来。这样的场景重演几次后，父亲又开始大大地夸奖我，他把我出的一本关于留学经历的书说得天花乱坠（这是他的强项，不管你怎么定义，是“忽悠”也好，是思想也好，他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兼具理性和激情描绘事物和远景的能力），一激动甚至说我的镜头感很强，以后应该搞电影，他先给我砸两个亿。

可你不得不承认，压倒众人的气场，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词的“演说”，却往往是老板和官员信服你的两个条件。混沌无所知的中国，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给自己打鸡血，希望自己能坚持到最后，而不至于被这个飞速旋转前进的时代抛弃。

父亲在我出生不到半年就去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记者，一去3年，偶尔回家。平时只靠和母亲通信，如今一大摞的信件还保存着，里面竟然没有丝毫肉麻的情爱，充斥着的是关于工作和未来人生的讨论。于是乎，从小我就认识到记者的行当注定是要“妻离子散”的。我的姥爷当年在新华社甘肃分社也是无暇照顾妈妈，反倒是母亲从小在家里做饭等姥姥姥爷回来吃。

【新闻】

我在兰州的家里曾看到过一张父亲大学时期的照片，他在里面相貌英俊，目光如炬。我母亲说，这就是锐气，也正是你们身上最欠缺的。

父亲从来就拒绝把新闻做成“易碎品”，他总惋惜我做记者两年多，并没写下太多有文献价值的文章。而每次见面，他总能一口气说出10个新闻选题，听的时候兴奋，可具体落实却是无比困难。当我抱怨印度之行并没采访到重头人物时，他说这并不重要，好的新闻记者眼里处处是新闻。

1986年，当他成为新华社总社小分队的一员时，被分配到的题目是：开放改革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按照惯例：手中有了点子，只要下去找几个例子，就可以关起门来写稿子。可他却选择了广东作为考察地，在完全没有找过任何一位省市领导人采访的情况下，只靠与基层干部和群众打交道，就写出了《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

而当我言语中充满了对中国未来的消极论调、对老板的不屑一顾时，他总说我是“一根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俨然一个愤青。

他认为，在一片光辉灿烂中肯定有阳光照不到的阴暗面，更为重要的则是，在一片污泥浊水中也说不定会长出一朵鲜花。用一个角落来证明阴暗同用一朵鲜花来证明纯洁一样，都是实用主义。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反映时代真实，就必须大跨度地立体地透视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

之后的《中国走势采访录》是在70天纵横中国的采访中写出来的，那时我们住在五羊新城的家里。广州炎热的夏天没有空调，熟睡的我半夜起来，睡眼朦胧地总能见到屋外亮着灯。那是父亲在“爬格子”，伴随着他端起水桶冲湿自己几次的声音。那时没有谷歌和百度，资料全靠自己手抄，写这篇文章时，我的电脑旁摆放的是尘封已久的一摞摞采访本，里面潦草的字迹记录的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年轻人无比活跃的思想历程。

年轻的父亲仰慕政治家般的新闻记者，他们是黄远生和范长江。他曾说：“真正的记者敢于碰硬，敢于纵论天下风云。”他也从不满足于“一问一答”的旧办法，而必须与采访对象以争论的方式，撞击反射，刺激出新的思想。

如今的父亲开始变得柔软，他每个星期会主动打电话来询问我的工作，还会在微博上关注和评论我的留言，当我大喊大叫的时候，他也不说我“日鼓鼓”（大概是很二的意思）了。

一次在香港，他突然塞给我一些港币，让我吃些好的；接着在我独自一人去夏威夷前，他又拿了些美金给我。不知为何，这总让我想起小时候课本里的那篇《背影》：父亲冒险翻过铁路路基，为的是到站台另一边去给远行的儿子买几个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