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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个比较活跃而复杂的人物。大革命时期，他初露头角，曾是“语丝派”的一员，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撰文揭露黑暗，抨击时弊，被封建势力诬为“学匪”。“四·一二”以后，到上海开始了他的著作生活。他一方面和鲁迅有了更为密切的往来，不但为鲁迅主编的刊物撰稿，而且还和鲁迅等发起并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另一方面，他又接连创办《论语》等刊物，提倡幽默，侈谈性灵。一纸风行，他又带上了“幽默大师”的徽号。左联成立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蓬勃高涨，林语堂在政治上日见陷没，终于以著述为名携眷出国，在美国、台湾等地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林语堂从投身革命行列到逃避斗争，以中间派自居，最后，蜕化为中国革命的右派，其间有一条思想发展的轨迹可寻。对林语堂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演变加以考察和分析，可以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童年和家庭
林语堂，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作语堂。1895年(清光绪21年)10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龙溪(漳州)坂仔村的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里。六岁在村塾从师启蒙，同时由父亲在家里授以古文、古诗和对句等一般的知识。童年时期喜欢练习写作，八岁时曾仿照《三字经》的格式背着家人编过一个小教本，其中有一页是这样写的：“人自高，终必败。持战甲，靠弓矢。而不知，他人力。他人力，千百倍”(林语堂： 《八十自叙》)。虽然笔不符意，但多少反映了童年时期林语堂的写作兴趣。
由于父亲的职业关系，林语堂十岁时到鼓浪屿的一所教会小学上学，十三岁入厦门基督教教会办的旧制中学——寻源书院读书，直到1912年夏毕业，完成了他的中小学教育。
牧师家庭的薰陶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使林语堂从童年时代起就是一个热诚的基督教徒。
父亲林至诚，林语堂出生时他已四十多岁。由于厦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列为“五口通商”的海埠之一，帝国主义宗教势力的侵入也最早，到林至诚已经是第二代牧师了。他年轻时由于家境贫寒，当过贩运大米、竹子和卖过糖果的商贩，也当过受人雇佣的小工，对于贫苦生活的苦况，有所体会，对周围的贫民有一定的同情。当了牧师以后，每月可以从教会领取二十元左右的薪水，家庭生活有所好转。但到林语堂出生时，前面已有四个兄长和两个姐姐，不久又有了一个最小的弟弟，食指繁多，生活仍较清苦。林语堂在童年时期除了上学外，每天要和兄姐们一起做一些浇灌菜园、打井水、扫地等劳动。由于父亲思想比较开通，关心子女的成长教育，母亲勤劳仁慈，兄弟姐妹也比较友爱，家庭生活十分和睦。
林语堂后来因此而自诩为“我本龙溪村家子” (林语堂：《四十自叙》)，以农家子弟自居。他对童年生活甚为满意：“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的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林语堂自传(一)》)。朴实的农村生活和秀丽的自然景色，对养成林语堂童年时的简朴的心思和情趣，当然不无关系。但要说由此而决定了“对于人生与平民的观念”，甚至所谓“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令我远离政治”(《林语堂自传(二)》)云云，则未免过甚其词，与事实不符。
林语堂的父亲早年虽然也拥护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反映了他在政治上比较开明，但在思想上却是一个热烈的西方文明的崇拜者，拿林语堂的话来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林语堂： 《八十自叙》)。他仰慕西方，甚至敬佩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伟业”，他的“理想”就是要六个儿子个个都读英文，到西方留学。他把儿子都送到教会学校接受西方教育。而教会学校也确实给了林氏一家不小的“恩惠”。林语堂和他的几个哥哥，小学到大学进的都是教会学校。在寻源书院读书时，历年的学费以至膳费也是免缴的。林语堂从童年起，每天都要在家里和兄姐们轮流读《圣经》，做祷告，不但是一个虔敬的基督教徒，而且也是一个西方文明热烈的追慕者。在村里看到用美国运来的钢条修复了开裂的教堂墙壁时，他十分惊叹;从教会周刊《通问报》上最早知道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时，他心神向往;在厦门看到停泊港湾的美国战舰时，他被巨大的舰影深深慑服;每当听完传教士的讲道后，常常为之心折。传教士的讲道和美国战舰的身影，轮流地鼓舞和威慑着童年林语堂的心灵。当然，他还不可能理解传教士和战舰这两者在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是一种什么关系，起着什么作用，但是，这个吮吸着西方教会的乳汁而长大的东方农家子，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浸淫，这却是事实。这是林语堂“西化”的开端，影响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这也是事实。
从“圣约翰“到”哈佛”
1912年夏，17岁的林语堂从寻源书院毕业。同年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学习。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用“庚款”办的一所国内最为著名，也最为严格的英文大学。旧中国外交界的顾维钧、颜惠庆等人就曾是这里的学生。
林语堂一到这里，就“爱上英文，如鱼得水” (林语堂：《八十自叙》)，而中文却年年不及格，但照样升级。他除了上课之外，还在图书馆广泛地阅读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如英国历史学家张伯伦(W.H.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的根本》，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Haeckel)的《宇宙之谜》，英国社会学家王尔德(Ward)的《社会学》以及哲学家斯宾塞(Spencer)的《伦理学》等，都是极感兴趣和认真研读的书籍。美籍校长卜舫济(F.L.Hawks Poff)和许多英美籍教师的政治观念、伦理观点、文化教养以至生活方式，使林语堂受到了更深的感染。如果说，童年时期的林语堂对于西方文明的追慕大都来自于具体的直感，那么，大学时期的林语堂对于西方文明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感受已经变为理性的崇奉了。圣约翰大学铸造了林语堂人格的坯型。他自己也承认：“圣约翰大学对于我有一特别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方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林语堂自传(二)》)。
对于大学生活，林语堂十分惬意。一年级时他就是学生英文杂志《回声》(Echo)的编辑委员，二年级时曾代表演说队几次登台领奖，他是校划船队的队长，校足球队的队员，出席过在上海举行的远东运动会。这些都反映了林语堂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他十分庆幸自己有这样的大学生活。对于教会学校的“恩赐”，他深为感激，觉得“我欠了教会一笔债”(同上)。
但是，林语堂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就是疏远以至鄙弃祖国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狂热地追求、信奉西方文明的完全“西化”的知识分子。一进大学，林语堂就宣称“从此我与英文的关系永不断绝而与所有的中文基础便告无缘了”(同上)。结果怎样呢?举例说罢：林语堂在二十岁以前就熟知古代以色列领袖约书亚用号角吹倒巴勒斯坦古都耶利哥以及耶和华(上帝)命令太阳停住以使约书亚在日落以前杀尽迦南人的种种《圣经》故事，而在三十岁以前对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孟姜女哭倒长城一类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故事以及象《红楼梦》这样的著名小说，竟然一无所知。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1916年秋，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于圣约翰大学毕业，由校方荐举到北京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兼每周一次的《圣经》课。除了教学之外，偶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关于汉字改革的文章。
1917年夏，胡适由欧洲回国，到达北京，林语堂以清华大学教职员的身分去迎接。从此与胡适结识。
1919年7、8月间，林语堂回到家乡与鼓浪屿的富家小姐廖翠凤结婚。廖翠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本人也是基督教徒，在上海圣玛丽书院(教会女校)毕业。
由于这时林语堂在清华大学任职已满三年，按校方规定，取得了每月四十美元的半官费留美名额，加上廖翠凤的一千块银元的妆奁，即于同年秋间，偕同妻子渡洋赴美，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
10月间，林语堂来到美国麻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大学城)，不久，注册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攻读西方文艺批评课。
哈佛大学是美国著名学府之一，其比较文学研究所也以其人才云集、学派纷呈而著称于世。这里集中了西方各资产阶级学派的著名教授，如西方文艺批评的权威布里斯·皮瑞(BlissPerry)，人文主义者欧文·白壁德(Irving Babbitt)，莎士比亚研究者克屈吉(Kittredge)等，都在这里担任教职。林语堂置身其间，勤奋学习，广泛地吸取各派的观点，并思考和权衡其得失是非。在一次白壁德和纽约社会研究院的史宾岗(Spingarn)的论争中，林语堂全盘接受了后者的关于文艺批评的主张。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判断这两个资产阶级学派之间关于文艺批评的主张方面的是非得失，须要指出的是：史宾岗和近代意大利的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克罗齐(Croce)一样，都是所谓“表现派”的代表。他们把文艺的起源仅仅归结为艺术家某种个性的自然流露，否认文艺批评的任何社会准则。而这种唯心主义的“表现派”理论，对林语堂的文艺思想影响至大。他后来在三十年代译介史宾岗、克罗齐的著作，提倡幽默文学，性灵小品，实际上是这种理论的翻版。直至他吹捧“语录体”，翻印明人小品，反对大众语，也无不种因于此。
1920年夏秋间，林语堂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由于这时官费被取消，经济发生困难，他和妻子应征到法国乐库索城的华人青年会工作，稍有积蓄后，于1921年夏到德国殷内大学选修莎士比亚课程。殷内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故乡，课余他偕同妻子参观了歌德故居，游览了这个小城的名胜和自然景色。一学期后，因为对语言学感到兴趣，又于1922年初转至德国莱比锡大学。
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发源地。林语堂在这里向一位精通汉学的教授康拉狄(August Conrady)学习。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饱览该校汉学研究室里的丰富的中国经史和训诂音韵方面的书籍，比较集中地研究了清代学者王念孙父子、顾炎武、戴震和段玉裁等人的关于经史、语言文字和训诂的著作，打下了他日后关于语言学特别是古音韵方面的基础。
1923年4月，林语堂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就在通过答辩的当天，与廖翠凤离开德国，转道意大利威尼斯、那不勒斯等地回国。
《语丝》时代
1923年上半年，林语堂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教英文和语言学。
这时，五四运动过去已四年。国内政治、思想和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和复杂。林语堂对此十分隔膜。从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上半年这段时间里，他致力于教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数量不多的文章，大都是关于汉语古音韵的研究和海涅诗歌的译作。在对现状的密切注视下，暂时保持了沉默。
林语堂是带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等观念回到国内来的。专制暴戾的军阀统治，腐败落后的社会现状，很自然地会引起他的失望和不满。同时，大革命的浪潮越卷越高，1924年秋北京女师大风潮的发生，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文化战线上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英勇斗争，这都给了林语堂很大的刺激，他“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现曙光”(《林语堂自传(三)》)，加上他主观上反封建的民主要求，使他很快投入了大革命的斗争行列。
1924年11月，鲁迅领导和支持的《语丝》 (周刊)在北京创刊，林语堂被约为该刊长期撰稿人之一，成为“语丝派”的一员。“语丝派”的出现，是“五四”以后文化思想战线上以鲁迅为代表革命知识分子的一次重新组合。对于盘踞在教育界的封建势力，林语堂和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曾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师大的学生一道走上街头游行，和反动军警徒手搏斗;同时撰写时评、杂文揭露封建军阀和种种谬论。1925年开始，林语堂到女师大任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和鲁迅同事，并开始往来。1926年3月14日出任女师大教务长。“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他和许寿裳到执政府认领女师大死难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参加了女师大和北京学界对死难学生的吊唁、追悼活动。他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表示了他的哀悼和抗议，因为刘和珍是女师大英文系的学生，他又摘引烈士生前写的英文作文中的语句制成輓联：“我相信人间永无乐日，学生时期，亦多纷扰;自风闻民贼整顿学风，我们此去，难享安宁”，并亲自书写，张挂在女师大的刘、杨烈士的追悼会会场上。
这时期林语堂在《语丝》、 《莽原》和《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杂文、时评，大多是当时斗争的记录。他指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是“我们最痛恨的敌人”(林语堂：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他认为中国正处于“昏天黑地，国亡无日，政体思想都须根本改造的时期”(同上)，“三·一八”以后，他强烈主张只有打倒段祺瑞、章士钊这些“亡国大夫，瘟国官僚”才能救民于倒悬。他还揭露“现代评论派”的“一面对青年泣告，一面对执政联欢”(林语堂： 《咏名流》)的两面派嘴脸，胡适是“从新人物中补进的”(林语堂： 《随感录》)，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叛徒。在和这些“正人君子”、“学者”们的斗争中，林语堂的文章写得辛辣锋利。请看：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若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的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们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因为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则要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学者之骨头折断矣。(林语堂： 《祝土匪》)
林语堂这时期的文章后来大都收入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剪拂集》(1928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这是他大革命时期“浮躁凌厉”的战斗生活的真实记录。这些文章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反封建的民主立场，较好地配合了“语丝派”的斗争。
但是，作为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林语堂还有他软弱妥协的一面。从思想上看，他的主要武器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借到的民主、自由等口号，心目中的理想也只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落后、腐败的封建统治，使他起而抗争，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人民革命的风起云涌，林语堂不可能从思想上加以理解和接受，特别是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林语堂的那一点革命性就会逐渐丧失。这是时代使然。从经历上看，他接受的是系统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对中国革命缺乏必要的实践和认识。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革命高扬时，他热情踊跃，当革命受到挫折，处于低潮时，就很容易悲观失望以至动摇妥协。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狡狯、残忍的本质认识不清。他不象鲁迅那样，“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鲁迅： 《写在<坟>后面》)，他的抨击时弊，揭露现状，往往只是表明与他心目中的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罢了。
这样，就使林语堂在民主革命中，不可避免地会暴露种种弱点。例如，1925年12月，在人民革命运动的打击下，段祺瑞、章士钊纷纷成为“落水狗”时，林语堂和另一个“语丝派”成员周作人互相倡和，在革命群众中提出了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的主张，认为“以今日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林语堂： 《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这无异要人民对统治者施以“宽容”，放下手中的武器。但是，事实怎么样呢?林语堂的墨迹未干，段祺瑞于两个多月以后，就卷土重来，枪杀革命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对于这种错误论调，鲁迅在林文发表的半个月后写了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费厄泼赖”的危害性和欺骗性，提出了“打落水狗”的革命原则。这是鲁迅对林语堂的第一次重要思想交锋，也是“语丝派”内部的一次思想斗争。
但是，鲁迅并没有把林语堂当作敌对阶级的代言人来批判，而是把他当作有错误观点的“伙伴”来看待的。林语堂这时在政治上也与“现代评论派”有区别。
1926年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发表了漫画《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以后连续发表了《讨狗檄文》、 《打狗释疑》等文，提出要来一个“打狗运动”。特别是“三·一八”以后，由于血的教训，使他“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林语堂： 《打狗释疑》)是无比正确的。这说明在鲁迅的批评教育下，林语堂初步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当然，以后还有更大的反复)。
“三·一八”以后，段祺瑞政府在报上发表了通缉名单，林语堂和鲁迅、周作人、孙伏园等“语丝派”成员都列名于上。林语堂偕同妻子携带三岁的长女如斯和出生二十多天的二女无双，从小板胡同寓所至北大教授林可胜家中避难。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京，4月26日在天桥不经审讯枪杀了进步报人、著名记者邵飘萍。5月，林语堂携家南下，抱着为桑梓服务的热忱，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主任兼国学院秘书。不久，荐请鲁迅等来厦大任教。
在厦大，鲁迅对林语堂十分关心，看到厦大的复古崇洋的作风，劝林语堂早日离去，不必“烂”在这里。林语堂也很关心鲁迅生活，觉得自己未尽地主之谊。他们时有宴饮，外出讲演，过从甚密。
1926年底，林语堂因经费预算与校长林文庆意见相左，又因人事关系的牵肘，渐萌去志。1927年初，厦大学生因鲁迅辞职而发生风潮，林语堂也辞去一切职务。在鲁迅离开厦门前，林语堂多次设家宴为鲁迅饯行，并译尼采的《走过去》，为鲁迅送行。
1927年1月底，林语堂应陈友仁之请，于2月初到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英文秘书。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宁汉合流，汪精卫叛变革命。不久，林语堂脱离国民政府，离汉赴沪。
“幽默大师”
1927年8月，林语堂来到上海。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林语堂就象走到了十字路口，无所适从。他说：“我常常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而逼着我自己要选择一个——或者旧者，或者新者”(《林语堂自传(三)》)。所谓“旧者”，就是向旧社会投降，但林语堂有所不甘;所谓“新者”，就是向人民、向革命靠拢，投入更为艰苦的斗争，这对林语堂来说又有所不能。虽然蒋介石在“四·一二”以后建立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他的西方民主政体大相径庭，但投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人民革命，也绝非他的初衷。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动摇性，使他选择一条所谓“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林语堂： 《编辑后记》)的中间道路。
作为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语堂这时在政治上不党不派。他于1927年11月应蔡元培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物交换处处长、国语及英文编辑之职，1929年12月出任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但他又声称决不做官;1932年底，他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共同发起并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但他又反对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33年5月，他和宋庆龄、鲁迅等到希特勒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联名抗议书，但他又以“不问政治”标榜自己。他不是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的伙计，但他又与左联格格不入。他和文艺界的进步力量、革命作家有往来，但又和胡适等人保持接触。这种状况，反映了他矛盾重重的心情。
当然，也应该看到：“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以后，自由资产阶级仍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林语堂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还有一定的反封建的民主要求。例如，1928年8月，他在鲁迅主编的《语丝》第4卷第38期上发表了《给孔祥熙部长的公开信》，就是对“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的祀孔读经的主张发出质问的。同年11月，他又在鲁迅主编的《奔流》 (月刊)第1卷第6期上发表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这个讽刺剧在社会上曾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说明林语堂还有“幽孔老二一默”的勇气。因此，得到了鲁迅的支持。这个剧本和鲁迅辑录的《关于<子见南子>》，收入他的第二个散文、随笔集《大荒集》(1934年6月生活书店出版)。
1928年12月，林语堂在英文周刊《中国评论报》上发表了LuSun(《鲁迅》)一文，对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业绩和思想变迁作了高度评价，对鲁迅在“四·一二”的斗争意志和智慧也深致赞扬。他认为，作为一个战士，鲁迅对于旧社会来说，“实在是一只令人担忧的白象，与其说是一种敬礼，毋宁说是一种累物”。这一论说，也为鲁迅所乐于接受。
在此同时，他接受上海开明书店的约请，潜心著述，1929年出版《开明初中英文读本》(1—3册)，由于该书打破了旧的体系，深得教育界的欢迎，被定为全国中学英文教科书。林语堂也因以致富。
但是，中间道路实际上是一条死胡同。政治上的妥协、倒退，使林语堂在文艺思想上也一步步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他拾起在哈佛大学留学时接受的表现派理论，1929年10月开始，他译介了克罗齐、史宾岗的著作，在《<新的文评>序》中，林语堂说：“艺术只是在某时某地某作家具有某种宗旨的心境的表现。”但是，林语堂的“心境”还是座落在活生生的社会基础上。他并不能向壁虚构超然物外的艺术宫殿。只要他一“表现”，就会受到社会实践的制约和检验，就会显出是非得失来。
1932年9月，林语堂主编的提倡幽默的杂志《论语》 (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早在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提倡过幽默，但还只是把它当作文艺的一种因素来提倡。而把幽默当作“人生大计”、“文学要津”来提倡的，却是从《论语》开始。他在发刊词里说：“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的社会，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我们看这偌大的国家扮演春香闹学的把戏，难免好笑”(林语堂： 《我们的态度》)。在林语堂看来，大千世界，人生众相，包括屠夫杀人，日寇侵华，都不过是一场“把戏”，在人生舞台上，就不妨优孟衣冠，“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论语》第50期封面题辞)。
《论语》创刊初期，虽然也登载过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文章，但充斥刊物的还是一些似是幽默实为无聊的篇什。林语堂一面“愤愤不平”，一面写了不少类似《论握手》、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等的无聊劣作。 《论语》上刊载的其他一些作者的文章，如《蚤虱辨》、 《说丈母》、 《看女人》、 《说冻疮》、 《午睡颂》等，只要看标题就明白是什么内容了。
《论语》一出，正投合了那些有闲阶级、帮闲文人的口味，于是一哄而起，“幽默”成灾。林语堂也成了所谓“幽默大师”。
1934年4月，林语堂辞去《论语》编务，另创刊《人间世》(半月刊)杂志，1935年9月，又创刊《宇宙风》(半月刊)。在《人间世》发刊辞里，林语堂宣称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小品。他认为：“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林语堂： 《论文》)，既然文艺是个性的表现，那么，“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就成了无所不包的题材，甚至“如狐仙，苍蝇，英人的古怪脾气，中西民族之不同，琉璃厂的书肆，风流的小裁缝，胜朝的遗事，香椽的供法”(林语堂：《论谈话》)，都是性灵文学的绝妙材料。林语堂津津有味地大谈孔子的幽默，吹捧袁中郎，翻印明人小品，称许周作人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小品散文是“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 《周作人诗读法》)的“杰作”。
鲁迅并不一般地反对幽默，但坚决反对林语堂式的幽默。《论语》创刊初期，鲁迅对林语堂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态度。应林语堂之约请，鲁迅在《论语》初期，前后发表过七、八篇杂文。这些杂文，形成了一种与《论语》完全不同的战斗文风。这样做，鲁迅是想从正面影响林语堂，争取《论语》。一周年时，鲁迅又应约写了《<论语>一年》，对《论语》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对于《论语》所提倡的“幽默”，鲁迅直截了当指出：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这是对林语堂的严肃的批评。另一方面，鲁迅也明确地指出， 《论语》第12期的“萧伯纳游华专号”是好的，因为“它发表了别处不肯发表的文章，揭穿了别处故意颠倒的谈话，至今还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鲁迅对林语堂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希望他有所转变。直到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遇刺，鲁迅20日夜写信给林语堂谆谆相劝：“重重压迫，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虽专谈虫二(按：即“风月无边”之意)恐亦难”(鲁迅：《致林语堂》)，语重心长，情见乎词，希望林语堂及早醒悟。特别是在《论语》日见无聊， 《人间世》将出未出，林语堂在邪路上越走越远时，鲁迅还是耐心劝诫，希望他放弃这些玩意儿，翻译一些文学名著，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文化工作，“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鲁迅： 《致曹聚仁》)。
但是，林语堂不但对鲁迅的忠告悍然拒绝，反而表示“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 《行素集·序》)。至此，鲁迅对这个死钻“牛角尖”的顽固派，表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等到《人间世》、 《宇宙风》一出，就领导左联对“论语派”进行了批判。
1934年9月鲁迅支持的《太白》(半月刊)创刊， 提倡与“性灵”小品针锋相对的“科学小品文”，鲁迅在该刊写了许多杂文对林语堂进行鞑伐。从1934年开始，鲁迅写了《小品文的生机》、 《一思而行》、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等尖锐锋利的杂文，对“幽默”、“性灵”当作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加以分析和批判。到了1935年5、6月间，林语堂思想上的反动因素有所抬头，他在《人间世》、 《宇宙风》上发表了《游杭再记》、《我不敢游杭》、 《今文八弊》等文章，对无产阶级文艺和鲁迅等左联作家，横加攻击和嘲讽，鲁迅才于同年10月间写了《题未定草(一至三)》对林语堂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揭穿了他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
1935年12月《人间世》自动停刊，这时的《宇宙风》实际上已由林语堂的三哥林憾庐主编。林语堂于翌年8月以著述和讲学为名，携家赴美。
上海九年，是林语堂在政治上从中间派逐渐右滑的时期。特别在文艺思想上和左联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他还不是反动派，和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胡适之流还不一样。他还没有象新月派、“民族主义”文人那样成为“王之爪牙”。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他连续写了《关于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 《外交纠纷》、《告学生书》等文章，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和北平军警用大刀棍棒镇压学生的暴行提出了抗议，也对南京中央大学的一批御用教授、学者的《劝学生复课书》进行了驳斥。在反帝爱国的基础上，林语堂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二十一人于1936年10月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同年10月，鲁迅于上海病逝。林语堂在纽约第二天即闻讯，十分惊愕。11月22日林语堂写《悼鲁迅》，于《宇宙风》第32期发表。这是文情并茂的悼文，也是林语堂的由衷之言。他评价鲁迅的人格：“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他实事求是地叙述了和鲁迅的交往和离异，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硁硁小人之扑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撇开其中个别诬蔑之词，林语堂所说的是反映了鲁迅和他交往和斗争的真实情况的。
海外四十年
1936年9月中旬林语堂到达纽约。从此开始了他四十年的海外生活。
除了偶而应邀演讲外，林语堂主要是从事英文著译。早在1935年9月在纽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英文著作My Country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一译《吾土吾民》)，这是一部向西方世界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历史、民族、文化等的专著，长达八百多页，由美国的“中国通”赛珍珠(Pearl S·Buck)作序。在这部书里，林语堂对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作“梦呓”般的预言：“我感到民族传统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其基本的生活模式始终会保持下去。即使象共产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动，一旦来临，以个性中庸、宽容为标志的旧传统将破除共产主义，将其改得面目全非，而不是共产主义以其与个人无关的严肃的规定来打破旧传统。结果一定是如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宣告了林语堂的“预言”彻底破产，也彻底揭穿了林语堂的所谓“远离政治”、“不知党见为何物”的欺人之谈。这部书里还借研究中国民族特性为由，将所谓“忍耐”、“冷漠”、“老猾”、“知足”、“保守”等词加强到中国人民头上，暴露了他十足的“西崽相”。 《吾国与吾民》在欧美出到十几版，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也引起了中国人民和西方进步人士的强烈不满。周恩来同志在抗战时期重庆的一次宴会上，曾就此书对林语堂当面进行过批评。
抗战期间，林语堂曾两次回国，在重庆、桂林等地考察，猎取著作素材。返回美国后，于1943年1944年连续出版了TheVigil of a Nation(《枕戈待旦》)和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啼笑皆非》)两书，这是两部向西方报导中国抗战的书籍，但大量的篇幅却用来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伟业”加以歌颂和对蒋介石这个“抗战领袖”进行吹捧，连稍有正义感的美国社会人士也十分反感。一位美国作家、新闻工作者就曾撰文嘲笑林语堂“以甜蜜的理由和谄媚的风姿”(爱特蒙·威尔逊： 《美国化的林语堂》，冯亦代译)来讨好国民党政府，这只是美国化了的“访问中国的林语堂先生”的蹩脚著作。
另外，林语堂还写了几部自传体的英文小说，如Momentin Peking (《瞬息京华》，一译《京华烟云》，1939年)、Chinatown Family (《唐人街》，1948年)，The Red Peony(《红牡丹》，1961年)，The Flight of the Innocents(《逃向自由城》，1964年)等。这些小说大都是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为背景，叙述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动和人民的流离苦楚。但由于林语堂的阶级偏见，对中国革命和人民斗争有许多歪曲之处，特别是象《逃向自由城》这样的作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作恶意的攻击和诬蔑，曾有人把它译出在台湾《中央日报》连载。这说明林语堂思想上的反动性有了恶性的发展。
他在海外的经历主要有以下一些。1947年夏由台湾国民党政府推荐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赴法国三年，1950年返回美国。1952年在纽约创办《天风》月刊，他自任社长，由长女如斯和女婿黎明任编辑，约请当年《论语》的作者徐訏、简又文等撰稿，仍以提倡幽默、性灵为号召，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但只出了几期就无疾而终。1966年6月由美返回台湾定居，1969年7月继罗家伦任世界笔会中国分会会长，1975年被选为世界笔会副会长。从这些经历来看，林语堂似乎没有从政做官，始终是个“在野之身”。但这并不能由此而说明林语堂真是超然于政治之外。这可以从下面一些情况看一下就清楚了。
1958年10月和1966年1月林语堂两次以“海外学者”的身分回到台湾观光、游览。台湾政府对他优礼有加，待若上宾，蒋介石两次均予接见，林语堂受宠若惊。1966年6月林语堂“还乡”到台湾定居，台北市当局出资为他在阳明山麓构筑新居，他也应命在台湾《中央日报》特约专栏“无所不谈”上撰文，他旧调重弹，又拾起幽默、性灵的旗子，大写半文半白的小品，为国民党政府的宣传竭诚效劳。台湾开明书店出了《无所不谈集》 (包括二集、合集)，其中有不少篇什是攻击中国革命的。
再从他对中华民族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的态度来看，也十分清楚。早在抗战后期的1943年冬，林语堂在重庆中央大学的一次讲演中开口就对鲁迅进行攻击，说什么“以前鲁迅说中国书看得教人昏睡，外国书看了就抖擞精神。他说外国虽有颓唐派，但是有生命的颓唐派，中国虽有积极入世的士大夫，但只是没有生命的士大夫。这种激愤的话不能叫做认识。要说贾宝玉做和尚是无生命，而《罪与罚》里的主人翁自杀是有生命，是不通的话”(林语堂： 《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对于林语堂的恶意中伤，当时在重庆的进步文化界人士郭沫若、秦牧、陈桑等在《新华日报》的副刊上纷纷撰文回击和批驳，郭沫若写了《啼笑皆是》等文，批判了林语堂在青年中提倡读《易》的倒退论调，回击了对鲁迅的污蔑。这就是抗战后期为林语堂攻击鲁迅和提倡读经而引起的一场论争。但到了1961年1月林语堂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次讲演中，对鲁迅作了更为露骨的攻击，说什么“鲁迅是绍兴人，绍兴师爷那种一字定人生死的刀笔本领，正是他文章风格的来源”(林语堂： 《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这种惊人的歪曲和恶毒的攻击与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鲁迅的中伤、诬蔑毫无二致。至于他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的《忆鲁迅(一) (二)》和《记周氏兄弟》等文中更是放肆地谩骂，并由此来取媚于国民党政府。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林语堂思想变化、发展的轨迹。他对鲁迅由早期的虔敬转变为后期的攻击，关键是在于对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态度。1924年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林语堂作为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反封建的要求出发，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在政治上是中间偏左。大革命失败以后，慑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思想上动摇、妥协。他一方面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另一方面对中国革命已经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历史转折没有也不可能接受。随着他的文艺思想的变化，使他先天地对左翼文艺运动发生对抗。他提倡幽默、性灵，客观上有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但他还不是反动派，在政治上是中间偏右。他未尝不想找一条不折不扣的中间道路，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任鸡来也好，犬来也好”(林语堂： 《行素集·序》)的超然于党派、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样，就使他言行失据，矛盾重重。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候，他悄然出国。在西方渡过了他的后半生，接受的是更深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他的阶级偏见、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和文艺主张，也逐渐右滑。林语堂从政治上的中间派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对派，从资产阶级唯心论者发展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从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为买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证明了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林语堂的发展变化就是一个例子，从《剪拂集》到《大荒集》再到《无所不谈集》，清楚地勾勒了林语堂所走过的这条文学道路的发展轨迹。中国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从这里得到有益的启示。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病逝于香港玛丽医院。遗体由家属廖翠凤、二女无双、三女相如和大女婿黎明运回台湾，安葬于台北阳明山林氏故居后园中，结束了他八十三岁的一生。
他一生著述甚丰。用过的笔名有：宰予、宰我、语、玉堂等。
注释
附录一 林语堂主要著译目录
(一)著 作
中文
《剪拂集》(散文集),1928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语言学论丛》(专著),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大荒集》(散文、剧本、评论集),1934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我的话·行素集》(散文·随笔集),1934年8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初版。
《我的话·披荆集》(散文、随笔集),1936年9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初版。
《无所不谈合集》(小品、随笔集)1974年10月台北开明书店初版。
英文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吾国与吾民》,一译《吾土吾民》,论著),1935年纽约约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艺术》,论著),1937年纽约约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Moment in Peking (《瞬息京华》,一译《京华烟云》),1939年纽约约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A Leaf in the Storm (《风声鹤唳》,小说),1941年纽约约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中国与印度之智慧》),1942年纽约兰登书屋初版。
Between Tears and Langhter (《啼笑皆非》,时评),1943年纽约约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ongpo(《苏东坡评传》,传记),1947年纽约约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Chinatown Family (《唐人街》小说),1948年纽约约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The Vermilion Gate (《朱门》,小说),1953年纽约约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Lady Wu (《武则天正传》,传记),1957年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初版。
From Pagan to Chri stian (《信仰之旅》,一名《由异教徒到基督教徒》,论著),1959年克里夫兰世界出版公司初版。
The Red Peony (《红牡丹》,小说),1961年克里夫兰世界出版公司初版。
Janiper Loa (《赖伯英》,小说),1963年克里夫兰世界出版公司初版。
The Flight of the Innocents (《逃向自由城》,小说),1964年纽约普特南公司初版。
Lin Yutang'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2年香港中文大学初版。
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 (《八十自叙》,自传),1975年台北梅亚出版公司初版。
(二)翻译
汉译英
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女兵自传》,谢冰莹原著,小说),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Confucius Saw Nancy and Essays about Nothng (《〈子见南子〉及其他》,林语堂原著,剧本、散文集),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A Nun of Taishan and Other Translations Translated by Lin Yutang (《〈老残游记〉及其他》,清·刘鹗原著,小说),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浮生六记》,清·沈复原著,小说),1941年上海西风社初版。
Miss Tu (《杜十娘》,据明·冯梦龙原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译,小说),1950年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初版。
英译汉
《卖花女》(英·萧伯纳原著,剧本),1928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新俄学生日记》(俄·窝格耶夫原著,小说,与张友松合译),
1929年6月上海春潮书局初版。
《新的文评》(美·史宾岗原著,论著),1930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成功之路》(美·马尔腾原著,论著),1939年10月上海中国杂志公司增订再版。
《怎样训练你自己》(美·罗德原著,论著),1940年4月上海东方图书公司出版。
《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丹麦·勃朗特司原著,传记),1940年8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徬徨飘泊者》(英·台维斯原著,小说),1941年3月上海朔风书店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