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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是我的读书观。一个学者一生要读各种各样的书,不是读什么书都要做到求甚解。

我小时候读《三国演義》,很多地方读不懂,但还是爱看,因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长大了再读《三国演义》,还有不懂的地方,但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国志》所载有些什么不同罢了,我并不想做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后来我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再后来当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读书、教书,还是信守“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信条。研究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家有那么多书,每本书、每句话都要求“甚解”,可能吗?

我认为陶渊明这两句话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后面一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

我们常把汉人对经典的注释叫“章句之学”,每章每句都要详加解释。《汉书·儒林传》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儒师秦延君释《尧典》,十余万言;释“曰若稽古”四字,三万言。

至魏晋风气一变,注经典多言简意赅,倡“得意妄言”,例郭象注《庄子·逍遥游》第一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谓“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并批评那种一字一句注解的章句之学为“生说”(生硬的解释)。他说:“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我想,这就是“会意”。读哲学书,重要的在“会意”,而不在“曲与生说”。“会意”才能对古人的思想心领神会,才能有所创新。

据日本学者林泰辅说,《论语》的注解有三千余种;元朝的杜道坚说,《道德经》的注解也有三千余种。不管有多少种《论语》《道德经》的注解,我们能说哪一种对《论语》或《道德经》“甚解”了呢?没有吧。

杨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一句时说:“‘耳顺’这两个字很难讲,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觉牵强。译者姑且作如此讲解。”

我认为,杨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对的,他只是“姑且”给一种解释,并没有说他的解释就是唯一正确的。

读书人喜欢读书,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考古的、历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学和科学史的等等。是不能都要求“甚解”的,知道一点就行了。它可以帮助你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读你自己专业的书,当然得了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谓“正确了解”,而“会意”则是更为重要的。

哲学家要求的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会意”实际上是加上了自己的“创造”,这样才真的是把学问深入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