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到北大的旁听生

上课铃响后，一个男生挤进复旦大学的教室，大家对他并不陌生，校内最“火”的课堂上都能看到他。他叫樊羽，原本是深圳某大学的本科生，18岁时，他决定休学到复旦大学旁听。两年间，从复旦到北大，他以“游学”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我担心学习热情会消失

两年前樊羽考入大学，学习与金融相关的专业。他的数学基础不好，金融专业的课程学得十分吃力。渐渐地，樊羽开始产生了厌学情绪。

看着室友成天玩游戏，坐在课堂上发呆，时间匆匆而逝，樊羽觉得自己不能这样浪费青春了。在上海溜达了一圈后，樊羽决定要到复旦大学当旁听生。

能出来“游学”，樊羽觉得自己最应该感谢父母，他们在经济上支持樊羽，允许他走自己想走的路。虽然妈妈有些担心，但爸爸和姐姐表示坚决支持，他们说：“男孩子就是应该出去闯闯，见见世面。”

只听名师的课

“游学”期间樊羽租住在学校附近，每月房租要600元。初到上海，樊羽只认识姐姐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姐姐的同学向他推荐了哲学系名师张汝伦教授的课，他一听便喜欢上了，接下来从《国学概论》到《四书精读》，他连着听了三个学期张老师的课。

在复旦，樊羽遇到了另一个旁听生，这个旁听生叫董健。董健从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但他仍旧选择辞职回来当旁听生，并且只学习历史、地理、中文等人文学科，目的就是多学学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董健已旁听多年，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去埃及旅行。

大多数旁听生都会选择学习人文学科。他们认为，听人文学科的名师们讲课，不仅能学习知识，还能得到精神上的沉淀和满足。旁听生们在学习时并不一味地追求分数，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学起来自然更有兴趣、更扎实。

在朋友的推荐下，樊羽不断充实着自己的课表。哲学、中文、历史、经济、管理、政治……只要老师讲得好，无论什么专业的课樊羽都有兴趣去听。每学期他固定要去听的课程就有10门之多，连双休日都排满了。经过两年的学习，如果按学分算，樊羽已经可以本科毕业了。

不仅如此，樊羽还积极参加了同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各种活动和讲座。到北大学习后他依然如此，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北大百年讲堂的话剧和音乐会樊羽是场场必到，临放假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刚买的孟京辉的话剧票。

当然，旁听也有重点。到北京后，樊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哲学、国际政治和企业管理这几门学科上。他说：“我喜欢学习企业管理，因为我觉得这门课最实在，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自己去实践；而且我家是做生意的，学习这些科目也可以帮到家里。”

樊羽最喜欢听人民大学管理学院包政老师的课。包老师被誉为经济管理类咨询师第一人，同学们都抢着选他的课。而且包老师讲课深入浅出，让对管理感兴趣的樊羽受益匪浅。

旁听生的江湖

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以来，旁听生就是北大校园内一个常见的群体。任继愈先生曾这样回忆老北大的旁听生：“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老北大旁听生的名气甚至比正规生还要响亮，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冯雪峰、柔石等都曾是北大的旁听生。

如今北大旁听的人数仍远多于其他高校。在周其仁老师的课堂上，旁听生就占据了大半个教室。过多的旁听生在校内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一方面，他们抢占了校内有限的教学资源，以至于在校生没有座位；另一方面，旁听生的素质参差不齐，樊羽就曾看到两个旁听生在课堂上争执起来，甚至还摔起了杯子，让周围的同学十分尴尬。

在各大高校的严格管理下，旁听生难免会受点委屈。樊羽在人民大学听一门商务类的课程时，就有一位老师管理严格，不允许旁听，还当众把连樊羽在内的几名旁听生赶出了教室。

在这两年中，樊羽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旁听生，有考博、考研的学生，有跨专业的在校生，有在周围上班的白领们，还有像他这样出来“游学”深造的。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她出身书香门第，父母都是教师，她从小学习《十三经》和《二十四史》。高中毕业后她拒绝高考，开始了在北大学习国学的“游学”生涯。

这个暑假以后，樊羽就要结束自己的“游学”生涯了，但他依旧想继续自己不拘一格的生活方式。

樊羽是这样打算的：如果妈妈坚持认为本科文凭是重要的，他就回学校去把学业完成；如果家人允许，他想四处走走，去看看以前的朋友和同学，要是有自主创业的同学需要帮助，他就留下来帮忙，然后继续在周围的高校里“游学”。

樊羽说：“我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多，虽然我的工作能力并不是特别突出，但能养活自己、照顾家人就够了，没必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或者说被工作困住。”

从复旦到北大，樊羽书写着自己的传奇，相信在未来，他一定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