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大师和他的神秘女儿

傅家落难，众人避之她趋之

那还是在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

在那墨染的岁月，一个非常普通的上海姑娘，以强烈的正义感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她为此差一点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她的敢作敢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是不能收留骨灰的。傅雷的内兄朱人秀回忆说，当时傅雷夫妇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火化时，朱人秀没有去，保姆周菊娣去了。

眼看就要铸成傅雷一家巨大的遗憾，突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

傅雷夫妇生前只认过一个“干女儿”，那就是钢琴家牛恩德博士，当时她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怎么在上海又冒出一个“干女儿”来了呢？

1984年，我屡经周折，在上海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找到了傅雷“干女儿”的家。

当时她不在家。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位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原来，她的父亲江风是一位正直清贫，身世坎坷的画家。受父亲的影响，她自幼喜欢美术和书法。

她的母亲还拿出她的美术作品给我看。她的国画，不论山水还是花卉都颇有功底，她的书法也是大气磅礴。她的水彩画（《贵妃醉酒》、《貂禅赏月》等，人物栩栩如生，笔触细腻准确。

我正在观画，屋外传来脚步声。紧接着，我就看见一个40多岁的女子，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走进来了。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那样年龄的上海女性，绝大多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认为那只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

我诚恳地请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我答应了。她用冷静而清晰的话语，很有层次地回忆起往事。

她说，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是，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中认识了这位执著，认真的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听过傅雷的儿子傅聪的演出。

1966年9月初，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这个女孩告诉她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这个女孩说，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愤然离世。傅雷还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

听完之后，她的心久久无法平静，马上赶到江苏路。凭借墙上的“打倒老右派傅雷！”的大字标语，她很容易就找到了傅雷的家。不过，傅雷家已经被查封，无法进去。她就向邻居打听，找到了傅家的保姆周菊娣。

周菊娣告诉她，遗体是在万国殡仪馆火化的，那天周菊娣一个人去了殡仪馆，人家不让周菊娣领骨灰。这时她提出，能不能由傅雷的亲属出面去认领骨灰？周菊娣告诉她，傅雷的姑母就住在不远的武定路。

她来到傅雷姑母家中。听她说明来意之后，傅雷姑母说，傅雷之子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无法来上海。除了傅聪远在英国，傅敏在北京之外，傅雷没有别的子女。也就是说，谁都不能去领骨灰。

情急之中，她再次来到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提出收留傅雷夫妇的骨灰。但是，她没有钱购买骨灰盒，因为27岁的她还没有工作。于是，她想方设法，又找到了傅雷的内兄朱人秀。

据朱人秀回忆，她是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的。朱人秀问她姓什么，她说自己姓“高”（在上海话中，“高”与“江”音相近，所以朱人秀听错了）。朱人秀问她住哪里，她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有点儿不放心，就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张陪着“高”姑娘去买骨灰盒。买好骨灰盒，领取并装上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骨灰盒带回自己家中，暂且先保存起来。过了几天，她和张廷骝约好，又一起把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朱人秀说，1979年当傅聪终于回到上海的时候，看到父母的骨灰盒，非常痛苦，同时又非常感谢那位不认识的“高”姑娘。

见义勇为，一生坎坷自安之

傅雷的“干女儿”继续回忆如烟往事。

她说，之所以冒险领出傅雷夫妇的骨灰，除了上面说的是因为佩服傅雷的才学，还因为景仰傅雷的品格。因为有朋友说，傅雷自杀的那天晚上写了一封遗嘱，其中除了自认是爱国的，还交代了许多“日常小事”——

人秀：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9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已故老母剩余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做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600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座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3张（共370元）又小额储蓄3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两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一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5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梅馥

1966年9月2日夜

她说，遗嘱中这个细节最能反映傅雷的品格。

事实上，领出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她还做了一件更危险的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反映傅雷夫妇是如何含冤离世的，反映她的身边还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悲剧。当然，她没有署名。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匿名，写这样的信也是非常危险的。

果然，这封信还没有寄出上海，就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他们见到信的字迹老练，书法漂亮，以为必定是上海文化界的“老家伙”写的，便作为重大案件追查。好在，他们查出这封信出自一位普通女子之手，没有“老家伙”指使，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但是，她却因此在“反革命”的阴影之中担惊受怕地生活了12年，直到傅雷平反昭雪方才释然。她也直到34岁才找到一份“里弄生产组”的工作，最初一天的工资是3角、4角，后来是8角、9角……

其实，她在19岁那年就有过类似的义举。那时，她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学习成绩门门优秀，考上大学不成问题。然而，在她即将毕业的1958年，厄运降临了：校方把俄语教师柴慧敏打成了“右派分子”。可是，查来查去，这位女教师没有什么“右派言论”，校方就叫她“揭发”。她不愿从命，就受到批判，毕业鉴定中还被写上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

严格地说，正是这8个大字断送了她的前程。从此，她的大学梦破灭了，任何单位都不敢录用她，她只得居家从父绘画。

傅家兴盛，众人趋之她避之

那天，我跟她从下午3时一口气谈到晚上8时，深为她的精神所感动。随后，我发表了报告文学《她，一个弱女子》。我信守诺言，通篇只用一个“她”字。此后，我与她有了许多交往。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1985年秋，46岁的她居然去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后来，还成为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师、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她的书法作品被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

更加令我感动的是，她对来自傅家的感谢，一直是退避三舍。她安于过着简朴的日子，如同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

如今，《傅雷家书》发行了100多万册，《傅雷家书》里的傅雷成了当代家长的楷模。傅聪一次次回国演出，掌声雷动，鲜花簇拥。傅家不忘她当年的义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她还说，如果今日接受傅家的报答。当初她就不会挺身而出了。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

她说：“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我需要什么？其实我最需要的还是自尊。”

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从未见过的她。我给她打电话，她总算同意了。我陪同傅敏来到她的学校，傅敏刚要表示谢意，她马上制止道：“你要说什么话，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话，就不必说了吧！”

那天我带了照相机，想给她与傅敏夫妇一起拍一张合影，她也谢绝了——她从来不让我拍照。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