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短跑好手刘长春曾在跑道上竞逐，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自中国成为国际奥委会会员以来，1936年的柏林奥运才是他们首次正式参加这项盛事。
在柏林奥运会中，旧中国派出了人数最多的一个代表团。当全体运动员都因为各种原因被淘汰在预赛阶段时，符保卢为中国人争了口气，闯进了撑竿跳的决赛，而舒鸿更是代表中国人第一次执法篮球比赛的决赛，中国人在这届比赛中彻底抛弃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虽然当时旧中国正处于黑暗的独裁统治阶段，但国内的一批有识之士却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意图要在纳粹以及轴心国面前证明，中国人并不是所谓的“东亚病夫。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以最大努力争取政府支持的同时，积极准备参加，为了能派出较高水准的代表队，全国体协特于1935年7月至8月在青岛山东大学举办暑期训练会，进行男子田径、篮球两个项目的训练。参加的运动员有刘长春、符保卢、王士林、牟作云等56人。教练除马约翰、董守义、夏翔等著名体育人士外，还聘请了两名外国专家进行指导训练。1936年初，又分项进行选拔和集训，同时筹措经费。终于，教育部出资17万，募捐3万，加上足球队赴南洋巡回赛的门票收入，于是派出了旧中国最为庞大的一支体育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政府代表郝更生、沈嗣良、陈时，总领队马约翰，田径、篮球、足球、游泳、举重、拳击、竞走、自行车比赛和武术表演运动员共69人。同时，还有一个34人组成的赴欧体育考察团随同前往。
当中国代表团抵达柏林时，柏林火车站挤满了欢迎的华侨和闻讯而来围观的西方人。他们争先恐后地盯住旧中国女运动员的脚和男运动员的头观看，目光中充满了疑问。当时的一家外国报刊还登出了嘲笑中国代表团的一张照片：一群中国运动员身前放着一个用英文标明的“德国制造的大鸭蛋，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女人都是小脚，而男人都是拖着一条大辫子，运动成绩当然也就更不在眼中了。
但这一次中国代表团的出现，却无疑给了他们当头棒喝，中国人在纳粹首都柏林，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此外，中国的武术也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德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当飞叉王郑怀贤表演完毕，纳粹首领希特勒还兴趣十足地要看看他的飞叉到底是何东西。
1936年8月，第11届奥运会的圣火在柏林点燃。而当时的中国仍然战火蔓延、刀兵遍地。当时国民党政府组织派遣了140多人的大型代表团赴柏林参赛，几乎全军覆没，那时候唯一一名获得复赛权的选手就是撑竿跳名将符保卢。
符保卢原名符保陆，字宝卢，1914年生于哈尔滨。他自幼喜爱运动，父亲在自家院内设了简易的单杠、双杠等体育器械，父子二人常在一起锻炼身体。进入小学以后，符保卢对体育活动兴趣更加浓厚，1927年，在哈尔滨举行的首届联合运动会上，符保卢一举夺得了童子组50米、100米和200米赛跑的三个单项亚军，获得个人总分第二名，此后特别加强了撑竿跳高的训练。1930年4月，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符保卢以3.28米的成绩荣获撑竿跳高第一，从此，仅17岁的符保卢名扬全国，被誉为“撑竿跳高大王。1935年10月，他在全国第六届运动会上刷新全国纪录，后又创造4.15米的撑竿跳高全国新纪录，并保持20年之久。他还善于单杠、双杆、垫上(自由体操)和跳箱(跳马)，跑冰以及十项球类等均有好成绩。符保卢于1933年定居上海，代表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
1936年7月23日，经过近1个月的水陆旅行，符保卢随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他们的到来招来了当地人争先恐后地围观，很多人都还以为中国妇女是裹着脚、男子留着辫子的形象。而当时，由于代表团对于运动员的生活条件注意不够，代表团从6月26日坐船从上海出发到意大利，再转坐火车，不少运动员晕船，吐了20多天，到了柏林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上场比赛。所以最终除了符保卢的撑竿跳高获得参加复赛的资格外，其余的中国运动员在预赛里全部都被淘汰了。
而符保卢这根“独苗的比赛也是进行得十分艰苦，由于代表团连一根竹竿都未给符保卢配备，以至于他每次试跳都要点头鞠躬向日本选手借用一根长度仅4.15米的旧竹竿。在这样的条件下，符保卢最终也在后面的比赛中败下阵来，以17名的成绩无缘奖牌，中国代表队也因此全军覆没。
从柏林回国之后的第2年，符保卢考入了南京国体专校进修，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屡遭敌机轰炸，学校不能正常上课。符保卢义愤填膺，转而报考航空学校。由于他学过驾驶，且身材魁梧，体质极佳，经过短期培训，很快被编入轰炸机大队，参加抗日战争。在与日寇空军战斗中，他英勇顽强，击落3架敌机，立下赫赫战功。
但让人伤感的是，1944年，符保卢在一次试飞时失事，一代体坛精英、抗日英雄，与世长辞。
中国足球队一路“卖艺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李惠堂以其高超的球艺，赢得了“亚洲球王称号。
李惠堂，1905年出生于香港。其父李浩如，系广东省五华县人。从小，李惠堂就是脚力过人。10岁左右，他返回香港，直到17岁成为了香港南华足球队的一名队员。到20岁那年，他到了上海。由于李惠堂球艺出众，22岁即被上海复旦大学足球队聘为教练。
1936年，中国正濒于抗日战争边缘，政府的资助迟迟未发，各选手因而无法前往柏林。当时，李惠堂正担任中国足球队队长，他带着谭江柏、孙锦顺、冯景祥、李天生及包家平等众足球名将想出了一道妙计沿途进行足球比赛，直至抵达奥运会场为止。
这支由22人组成的球队向海外华侨借了一笔钱，买票登上前往越南的远洋轮船。在随后的两个月里，他们先后在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缅甸以及印度6个国家比赛，每踢一场，他们就向柏林走近一步。为了尽量节省开支，李惠堂和其他球员无论在船上或旅馆内，他们只住最廉价的房间，有时甚至整队人挤在一个大房间内，部分队员睡在地板上。为确保在每场球赛中都能获胜，以赚取额外的奖金，所有主力球员就算带伤都要上阵比赛。在前往柏林的途中，中国足球队共出赛24场，所筹得的钱除了支付旅费外，还有余钱资助那些仍在家乡等待出发的队员。可惜，这段艰苦的旅程使球员们元气大伤。他们抵达奥运会场之后，在第一场比赛中就被淘汰出局。尽管如此，各球员的决心和表现获得了其他国家代表的称赞。
香港沦陷后，李惠堂不愿做亡国奴，遂于1941年借到澳门比赛之机，回到内地。1943年，抗战期间，他不愿为日本侵略者踢球，毅然回到家乡。之后，李惠堂到桂林组织广东足球队，他先后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进行表演赛和义赛，筹集款项，救济战孤、难民，支持抗日救国。
首位中国奥运裁判.舒鸿
让老外心服口服让比赛流畅无阻尽管当时旧中国的竞技水平并不高，但中国的裁判却早已活跃在各个比赛项目里。其中，来自浙江的舒鸿更是第一次执法起了篮球比赛的决赛，成为当时纳粹首都柏林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
第11届柏林奥运会，篮球作为一个新兴的项目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而为了公平竞争，谁上场执法，在决赛前夕才公布于众。谁都没料到，美国与加拿大争夺金牌之战的裁判，竟是来自亚洲的中国裁判舒鸿。
舒鸿1895年生于浙江慈溪，1917年求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赴美国留学。1923年毕业于斯普林菲尔德学院体育系。1925年回国，先后任大夏大学(现上海华师大)、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
篮球决赛开始后，突然之间下起了倾盆大雨把场浇得一片泥泞。运动员在雨中你争我夺，球却只能泡在水里根本无法运球，比赛成了一场水战。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舒鸿很好地控制住了场上的局面，他不但英语讲得十分流利，而且执法手势干净利落，规则更是背得滚瓜烂熟，双方犯规队员没有任何怨言，对于舒鸿的判罚心服口服。
下半场，雨越下越大，舒鸿的眼镜也被打破，但仍然反应敏捷，执法公正。在艰苦的条件下，让一场争夺金牌的决赛始终进行得流畅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