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艺术，北京盛行较早，最初是设一步帐，一人坐于帐内，学兽叫、鸟叫以及各种单独的声音，听众在帐外围听。后来把它综合起来，掺进一个故事，成为较有系统的声音。这叫做“暗相声。像当时一般流行的《醉鬼还家》、《五子闹学》等，就是最显著的例子。《醉鬼还家》段子表演情况如下：忽听见帐内好像有一人在走动，接着打门声、开门声、小儿哭声、夫妻吵架声、摔碗声、鼾睡声，依次而至。听众捧腹大笑。再后，把帐子去掉，在地上拜一长桌，一人立于桌后，学各省方言以及各行各业的叫卖声。这就叫做“明相声。
据我所知，咸丰年间，北京有一朱绍文先生（别号“穷不怕），是最早说相声的人。他八十多岁时，我才十来岁，犹及得见。他原来是学京戏的，唱小花脸。后来因为照清朝规矩，不是天天能唱戏的，如斋日（祭天、祭地之日）、辰日（皇帝、皇后、太后之忌日），都必须停止动响器，当然更不能唱了。这些日子总算起来，每年多至五、六十天，各戏园就得一律停演。若赶上所谓“国孝（即皇帝、皇后、太后死了），便要规定二十七个月不准唱戏。我本人赶上过光绪、西太后的国孝，虽说是缩减了，但还须百日不准动响器。百日后，不准化装唱戏，马鞭子只许用青、蓝、白三色，不准用红的。这么一来唱戏的就失业了。朱先生想出一个办法，拿白沙子撒地作字，以吸引观众。等到大家聚拢之后，他就在甬路旁边，手拿竹板（不禁止）两块作响器，唱几段小花脸数板，再说几段小故事，要钱。他还研究好了几个小段子，如：“勃勃名、“百鸟名、“百兽名、“百虫名、“青菜名、“京戏名等。另外，又自己编了五诉功“胡不剌诉功、“堆子兵诉功、“棒子面诉功、“夏布褂诉功、“厨子诉功；两本小书《千字文》、《百家姓》等。这样他就绘声绘影地说起来了，很受群众欢迎。以后他又把京戏中《背娃入府》、《一匹布》、《打沙锅》等戏的内容，改编成小故事，在街头演唱，生意更加好了。于是每遇见辰、斋等日，他就以相声补缺，到咸丰国孝时，即正式以说相声为生了。国孝后，戏班再邀他去唱戏，均行谢绝。以后又带徒弟，即创出了这一行。
光绪２０年，西太后六十寿辰。１０月１０日那天，把北京城各行各业摊贩和一部分生意人，都集中于颐和园宫门外，开设临时摊子，供西太后观赏。朱先生也去了，被西太后封为八大怪之一。所谓八大怪，即：穷不怕朱绍文（说相声的），处妙高（学各种唱腔），弦子李（一人班），赵瘸子（盘杠子的），傻王（大力士），万人迷（即李德钖之父，学唱二簧梆子的），胡胡周（学唱梆子的），楞李三（耍八大锤的）。由是名益著。
朱先生住护国寺并在该处设摊，恭王奕?往游，见而奇之。审视地上沙字，真草隶篆俱备。恭王问：“你能撒多大字？答曰：“小大由之。恭王说：“你可到王府去，为我撒百尺见方大字一观。朱先生背一口袋沙子到恭王府去。恭王命在花园院中撒一双钩“学字，霎时立成。恭王在假山上遥观，结构风神俱佳。恭王大悦，当即拨给钱粮一份（即每月给三两银子，四季各给三石三斗粮食），作为酬劳。后又在罗王府得到钱粮一份，算是当时艺人中最幸运的一个了。
那末，为什么相声这一行会又在天津兴盛起来了呢？光绪初年，北京艺人玉二福因京城生意不好，只身来到天津，只说单口相声，颇负时誉。后来有人说，天津相声玉二福是开山人，这是对头的。另外，还有一段缘由，也应该提一提。光绪三十二年，北京禁止说相声。原因是：有一天肃亲王穿便衣到护国寺听相声，那一天朱先生未出场。有一说“暗相声者借地搬演。一熟人见王，问何以有兴趣听此？王面红而去。盖“暗相声有些低级趣味，当时自命为有身份者不听。过数日肃亲王接任了北京布军统领，衙门在后门外帽儿胡同。一日，坐轿外出，前有仪仗，后有随骑，声势甚盛。后门为繁华之地，生意场子多摆于甬路两旁。王爷过来，书场、杂耍都要停止。当时有一魏昆志者，在街上说单口相声，其词雅洁，听众甚多。王在轿上问道：“这是干什么的？随人答：“是说相声的。王忽然想起数日前在护国寺被窘事，立命轰走。看街的与魏有隙，遂大色怀喊道：“王爷有令，说相声的滚开！魏站在桌子上大嚷：“冤枉！王停轿询问。魏说：“说相声的也是人，为什么不准人说话？王大怒，命人将魏按倒，打了四十鞭子，带枷游街示众三日。第二天，统领衙门通令全城，说相声的一律禁止。于是相声艺人只好改说评书糊口，北京相声由是衰落。直至光绪三十四年，肃亲王卸任后，始开禁。
不久，李德钖去保定，与张德全（艺名张麻子）搭伙来天津。起初，在西城跟亮地，后在宝和轩、福来轩、升平表演，时间很短就红了。北京相声到这时才算正式在天津盛行起来。李先生去世后，我接了他的班，继续在天津表演。以后我又教出了一个徒弟叫常宝堃（艺名小蘑菇），活跃于天津各舞台，他对推动天津相声艺术，也算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