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及其儿孙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有一些知识分子家庭喜欢把子女送到东华门的孔德学校去念书。也许他们欣赏这座以法国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名字命名，并实行尊重个性的道尔顿教育法的学校。

这所学校是蔡元培和几位北京大学教授创办的，李大钊、周作人、周建人、钱玄同、钱稻孙，沈尹然的子女都曾在这里就读过。周作人还教过孔德高中一年级国文，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是那个班的学生。周作人在1934年12月所作《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一文中，肯定了孔德学校“想让学生自由发展，少用干涉，多用引导”的宗旨，还说该校“把学生当做树木似的培植起来”。他表示希望以后仍旧如此坚持下去。

孔德学校实行十二年一贯制，并附设幼儿园，所以各家都是五六个兄弟姐妹同时在这学校读书，煞是热闹。我只在孔德学校念过一年（1933年秋至1934年夏）书，随后就跟家人到日本去了，但是我的四个姐姐先后均在该校就读，所以我对她们那些同学的情况十分熟稔。

在孔德，就数周家六兄妹引人注目，原来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于1931年生下周丰一后，便把胞妹芳子从日本接来，帮忙照顾娃娃。接着，她生了周静子和周若子。芳子后嫁给了周建人。1919，全家人从绍兴搬到北京八道湾，周建人“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8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去了。”（见周建人：《鲁迅和周建人》，刊于《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四期），他的日本妻则带着三个儿女（周鞠子、周丰二、周丰三）一直住在八道湾。一般同学都在学校的饭厅或附近的小铺去吃，中饭周氏兄妹却总乘包车回八道湾去吃，足见家里对他们的宠爱。1929年，年仅15岁的周若子因日本医生误诊而死。同学们都知道周作人对此极为愤慨。据说若子弥留之际，还颤巍巍地唱着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

我大姐文桂新，二姐文树新一道考入师大附小的时候，分别是五岁和四岁。后来转入孔德学校，比同学们小。由于父亲自1916年就在中国驻日使馆工作，这对姊妹花的穿戴，学习用品不乏日本货。而周氏姐妹的母亲是日本人，给女儿起了日本名子（静子、鞠子、若子）。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两家女孩儿就有了交情。1931年我大姐和二姐双双进了东单三条的圣心学校，大姐入的是法文班，二姐入英文班。然而，我三姐文棣新，堂姐文和新（她在我们家住了好几年，和我三姐同班）、四姐文槿新仍在孔德读书。

我大姐曾把周家全盛时期的房屋格局讲给我听：八道湾周家的前院与中院之间，是一排南北房。当年鲁迅就是在这里写《阿Q正传》的。这排房子的西端是门洞，穿过去，有个屏门，这就进了中院。周作人夫妇住在正房。

中院西边，还有个很大的跨院，房屋也不少，后院是一溜九间后罩房。

我大姐后来易名馥若，她和周鞠子、周静子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离开故土。1947年秋，她赴美留学去了。1941年，馥若毕业于辅仁大学女校的西语系，还是托鞠子和静子向周作人说项，才在此大红楼弄到一份给系主任徐祖正当助教的工作。也就是那一年，周建人的小儿子丰三用手枪自杀（年仅20岁），给全家人的震动不小。

当年1月1日，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周鞠子私下里对馥若说，她弟弟的死是对伯父的一种抗议。刚跟着周作人从外面回来的保镖，将手枪摘下来放在桌上。周丰三抽冷子就把手枪抄走，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大家闻声赶去时，他已气绝身死。

那时周静子已结婚。北平沦陷前，丈夫只身去了大后方，她带着两个小儿子住在娘家。丰三死后，她是周家的独女，父母固然待她很好，但她说，不得不经常给底下人赏钱，否则他们不买她的账，不肯伺候她。那几年我们通常只能吃到小米棒子面。馥若告诉我们，她看见静子的小儿子向厨娘讨一团和好的富强粉，捏面人儿玩。我们仅有的几件像样的玩具（从日本带回来的有铁轨的火车等以及我在圣心学校考第一名获得的奖品；一本厚厚的“动物影集”），馥若姐也拿去送给了静子的那两个小儿子，我们知道馥若姐是为了活动差事，她不愿意白托人情，但又买不起礼物。当时我们都清楚，光靠房租家里是难以维持的，姐姐一旦有了固定的收入，对一家人来说不无小补。

当时周丰一也已成了家，他的大女儿叫和子，比两个表哥小。最有趣的是，羽太信子对自己的子女虽一视同仁，都偏爱孙女。也许因为外孙不再姓周了。她常说：“我不喜欢男孩子，喜欢女孩儿。瞧，我们和子的一双眼睛多水流啊。”她要说的其实是“水灵”。语音咬不准，家人在背后就议论说：“可不是‘水流’吗？成天哭。”不过，她后来也有了孙子，因为周丰一夫妇一共生了三女二男。

1947年我大姐出国后，我们就和周静子、周鞠子失去了联系。解放前夕，母亲把西院租给一家姓向的房客，他们原来住新街口一带。他们家那个八岁的女儿与周作人的孙女美和（和子的学名）同班，谈起和子在西直门一带的那座教会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褒奖。

我是1958年11月开始负责日本文学编辑工作的。当时领导上交给我一项任务：定期和周作人联系，请他翻译别人所不能胜任的深奥的日本古典名著。直到1965年11月赴河南林县参加“四清”为止，我是足和他打了7年的交道。有时写信联系，有时去他家。

待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叶我去周作人家联系工作时，他那个宅门儿已经变成了大杂院儿。

1949年以后，后罩房靠西头的三间，成了周作人夫妇的住房。周丰一全家七口人，住中间的四间，东头的两间搬进了一家街坊。这三间屋，布置得相当雅致。左手的一间铺了榻榻米，作为卧室。周作人的老妻羽太信子卧病后，为了便于照顾，为她在堂屋尽头安置了一张床，让她睡在上面。右手光线充足的一间，是周作人的书房，书桌就摆在窗下。房里沿墙都是书橱书架，摆满了参考书，工具书，拿起来很便当。书房的北角有扇小门，通到周丰一夫妇的房间，这样，两位老人随时可以得到儿子儿媳的照顾。

有一次我看见他们那个最小的孙子，正举着自己在幼儿园画的彩笔画让奶奶看。他是用日文招呼奶奶的，喊她“欧巴将”。后来此画便用图钉钉在周作人书房的柱子上了。堂屋和书房之间没有隔断，羽太信子躺在床上，便可以看见工作中的老伴儿。这位老太太很幸运，没赶上文革，1962年4月就病逝于北大医院。这个消息还是钱稻孙告诉我的。钱稻孙到周家去吊唁后对我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使周作人大为感动。

商务书局的编审冀勤告诉我，她曾在公园里见过周作人夫妇。这对老夫老妻安详地坐在长椅上，相敬如宾，其乐融融。倘非知堂老人在日记中作了描述，外人怎么能得悉这位信子1951年以后曾因患癔症，给了她的丈夫多大的精神折磨呢。

六十年代初，有一次谈完工作后，我顺便向周作人问起周静子和周鞠子。他说，静子一家在西安，如今已有三男二女。鞠子也结婚了，随丈夫去了唐山，有一女二男。我还问起过周作人的大孙女周和子的近况。周作人告诉我，和子即将大学毕业了，跟她挨肩儿的妹妹也入了大学。有一天，周作人同我谈起他译过的《浮世理发馆》时，忽然把话题扯到他自己的理发问题。他说他的头发总是由一个熟悉的老理发师上门来理。

周家还有个在他们家佣工多年的老保姆（所谓老家人），亲如一家，她并未因日本投降后周家境遇的变化而离开他们。每次到周家，我总是感到周作人的工作效率是与安定的生活环境分不开的。由于得到家人的一如往昔的照料，晚年的他才能够潜心从事著译。

我头一次见到周作人，是在1959年，当时他已74岁，不论冬夏，他都穿着干净，朴素的中式裤褂。稀疏的花白头发推成平头，腰板挺得直直的，身子骨看上去还硬朗。他态度拘谨，话语简洁，隔着镜片（眼镜也是老式的）以锐利的目光冷峻地看着你。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始终也不曾忘掉早年享有的盛名，所以战后十几二十年来遭受的冷遇，使他不知不觉地变得有些矜持了。他同我打交道时，喜怒哀乐从不形之于色，常常使我想到日本古典能剧演员所戴的面具。谈工作时，他的话语多一些，如果谈完工作，我还想扯上几句别的（其实，我是觉得谈完正经事提起脚来就走掉不大礼貌，才这么做的：我一直想让他知道：尽管他在政治上栽过跟头，我还是尊重他的学问的），总是我问一句，他客客气气地答一句，决不饶舌。每次我告辞，他总要亲自送我到堂屋门口，目送片刻方回转身去，然而我不曾看到他那怕是出于礼数而朝我露出一丝笑容。

周作人译的《石川啄木诗集》出版是我经手约的，也是我负责发的稿。说实在的，当年我还太年轻，未能真正理解他的水平。相隔几十年再编他的遗稿，才发现他加的众多注释，他对难度较大的段落的处理，以及经他校订的稿子，有大大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1990年6月，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萧乾与副馆长启功一道赴沪开会，在衡山宾馆下榻。我陪萧乾，启功则由文史馆王俊山处长陪伴。吃饭的时候，我问启功：“启老，您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

启功一不像萧乾那样多嘴多舌，二不写杂文，他回答得很干脆：“凭着我的出身，我能不是右派吗？”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之慨。

1973年7月我从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工作岗位上以来，我和周丰一打过二十几年交道，从未问过他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凭着他是周作人的儿子，又跟周作人住在一起，划不清界限，这顶右派帽子就逃不掉了。周丰一在北图东方组工作，我常去借书，也向他组过稿。但我始终觉得，他未能从父亲周作人的阴影里冲出去。他的中日文功底都很扎实，却没有译多少东西，于1997年去世。享年85岁。

周丰一的夫人张英芳是一位坚强的女性，最后那几年，只要我打电话给周家谈工作，如果周丰一接的，他就立即让夫人代接。

周作人的五个孙男孙女，均学有所成，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在动荡的年月，不论是下放到兵团，还是在工厂劳动，他们的表现都不凡。

周作人校订的《今昔物语》，几年后可望出版。那是日本部头最大的古代故事集，大约是十二世纪上半叶编的，编者不详。全书共二十八卷（现存二十一卷），一至十卷是印度和中国的佛教故事，当初略而未译。五十年代约北京编译社翻译时，是从第十一卷开始译的。尽管以佛教故事为主，但三分之一以上篇幅反映了日本古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北编把二十卷译完成后，我请周作人将全文校订了一遍。进入新世纪，又请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补译一至十卷，目前正在翻译中。这大概是读者所能看到的知堂老人最后的文字工作的成果了。当然，经他校订润色，译文水平提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