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诗史”的称号是从杜甫作品的历史价值角度来评价的话，那“诗圣”则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这个评价在诗界是至高无上的。正式把杜甫称做“诗圣”的，最早见于明代前期的陈献章。不过若论把杜甫尊为诗中圣人的观点，则早在唐宋间就有了。
首先对杜甫创作进行全面的评价并推许为最高地位的是唐代的元稹；他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曾道：“... 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在这方面又推进一步的是宋代的秦观。他在《韩愈论》中把杜甫和孔子相比：“... 杜子美之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集大成”是古代儒家评价孔子对我国过带文化所作的总结整理之功的赞语，这是所谓的圣人的事业。秦观虽然还没称孔子为诗圣，但已把杜甫比为诗坛上的集大成者了。
第二，杜甫是个爱国的人。“爱国”与“忧国”显然不同。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转入衰败的关键时期。安史之乱造成之后百年的大动荡，国家屡屡被推向破亡的风头浪尖，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爱国诗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杜甫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不仅仅在诗作中嗟叹“国将不国”，发出些呻吟，更是立下雄心壮志，渴望驰骋疆场，为复兴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他借戍边将士之口说“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骐驎，战骨当速朽”“ 男儿死无时”（《前出塞九首》）他向他的朋友大声疾呼，希望他们能同自己一起“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更勉励即将奔赴沙场的朋友“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十韵》）。杜甫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歌对后世起到了巨大激励作用。
在后代，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的时候，杜甫的诗歌就会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食粮。北宋即将亡国的时候，爱国名将宗泽因为朝廷掣肘，没有机会渡过黄河去抵抗金兵，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的诗句。指挥中国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东京保卫战”的李纲，在敌军围城的紧要关头，亲笔题写杜诗分赠亲友，以表示自己誓与城亡的决心。最著名的例子是文天祥。他在被蒙古人抓到燕京之后，在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中，他始终不屈，坚持着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他在《正气歌》中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本书，首先就是一部杜诗。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二百首《集杜诗》，把杜甫的原句重新组合成一首首五言绝句，以此作为自己民族气节的一个核心内涵。甚至到了现代，当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时，许多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杜甫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最能表达当时人们的心情。
第三，杜甫是一个非常重视修身养性的人。他一生得到的追求就是成为一个“儒”。他被人们称为“诗圣”，这个概念是宋代人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他是个“集大成者”。任何一个传统文人都清楚这四个字代表什么，因为这是孟子对孔子的称呼。孟子说，“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这个称谓可非同一般。但是，杜甫一生都没有奢求自己能成为什么“圣”，他一生为之自豪的是自己的儒生身份。有人作过统计，他的诗歌中“儒”字共出现过45次，除了一次是指“侏儒”以外，其余44次都是指“儒家”。他自称“儒”、“老儒”（“干戈送老儒”，《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甚至用从来都是讽刺意味的“腐儒”二字自况。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过对儒家思想的动摇，因为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曾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同山中一位儒生朋友一起嗟叹自己的怀抱没有机会实现。但是，杜甫最可贵的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核心。直到临终前在洞庭湖上漂荡时，他仍然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天地一腐儒”。综合他的一生来看，他真正符合孔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