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瑗去世，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今天黎晨，钱钟书夫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去世，所有人都沉浸子在一片哀思之中。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早在1997年就已经病逝，作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也之后他们能体会，如今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在天堂团聚。
钱瑗经历了两段婚姻，但是却没有亲生骨肉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第一次婚姻没有孩子，第二次有继子和继女。
具体她本人为什么没有亲生骨肉，这个不好推测。不是不想生，就是不能生。
《我们仨》节选 章廷桦
章廷桦，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1997年3月4日，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钱瑗教授病逝，终年59岁。她是钱锺书和杨绛的独女，我大学的同窗。 同窗数载，却未去过她家。毕业后，钱瑗、我妻海云和我都留校工作。1960年春节前后 她邀我们到家作客。进门落座，杨绛先生送来热茶和饼干，钱锺书先生也出来帮女儿待客。
他说：常听阿圆提起你们，欢迎来作客。谈话中钱老得知我是江阴人，高兴地说：哎唷，巧啦，我是无锡人，我们是同乡嘛！解放前苏南人有个说法：江阴强盗无锡贼，盗与贼是一家子嘛！说罢哈哈大笑。
钱老爽朗健谈，妙语连珠，给我的印象极深。接着他谈到我们北师大英语教授郑儒箴先生同他一起翻译《毛选》，说郑教授工作认真，笔语极好。钱老谈兴很浓，讲到翻译时如何注意两种语言的特点，提到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只可惜当时我年轻幼稚，不识真金，错过了向他讨教的机会。
1960年春末夏初，北师大举办教改展览。筹办展览的人都是青年教师。我和钱瑗是从外语系抽调的，我搞编辑，她搞美术。搞美术的在59届同学中有号称妖魔鬼怪的四员大将：历史系的王德一，人们把一念作Yao（妖），这便是妖的由来；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魔的头衔当之无愧；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号，他当然是鬼无疑了；
而钱瑗是四人中惟一的女性，没有绰号，不过既然排行老四，那只好把怪字认下来。 妖和怪经多年的交往，恋爱，终成眷属，人们戏称妖怪联姻，他们的婚姻很美满。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曾提到女婿王德一。 1969年11月，送钱老上车时，王德一见有人行李太多，便上前相助，文章写了此时钱杨二老的心情：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
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这是钱锺书先生赠女婿的号，杨先生文章里总用得一。 ——编者注）和善忠厚，阿圆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可谁想就在半年之后，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的最大打击。
如今，27年之后，怪也随妖而去。3月8日，魔与鬼齐来同遗体告别。当年悲愤送 妖，今日沉痛别怪，令人感慨万千。 不久前，我见到北京女12中55届毕业生名录，其中每人有一段自我介绍。
钱瑗是这么写的：1959年毕业，一直在北京师大外语系工作，‘文革’前教俄语，现在教英语，并负责一个以‘英语教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培养项目。每学期上两三门专业课，备课虽吃力，但能不断学习新东西，真是‘惟学半’。
这不足百字的自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谦逊。她是我们这届同学中第一个提升教授和博导的，可她总觉得自己原本的专业是俄语，现在改教英语，应加倍努力，边教边学，于是才有上述惟学半之说。其实，钱瑗家学渊源，英语基础扎实，在学俄语的同时也未中断学英语，1966年改教英语时水平已不低。
1978年在英国兰开斯脱大学进修两年，1990年又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访学，攻研英语文体学、语用学及应用语言学，编写出《英语文体学教程》（英语版），并写出《英语言语节奏与英诗格律》等文章。有人说，她出于学界巨擘之家，其论著肯定得力于父母。可据我了解，钱瑗有疑难时，钱杨二老总是提出查找范围或书名，让她自己去找、去读，自己解决问题。
60年代我和钱瑗同在一个教研室，对她的工作认真、治学严谨是深有体会的。后来我调出专搞文学，大家联系不多。1993年我又回到外语系，这时的她已是博导、系学术带头人，满脑子装的都是学科的发展和梯队的建设。她当时负责主持一个中英合作培养英语教学研究生项目，五年共培养了研究生和助教班生90余人，被英国海外发展署和文化协会誉为最成功的项目之一，
在国内也分别获得北师大和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 做教授、当博导，当然是好事，可其中甘苦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钱瑗淡泊名利，可重视肩上的责任。因为人手不够，她这个博导除了研究生的课还开本科生的课。加上她住在城里，来往不便，所以课安排得集中，一周有两个上午要上四节课。四节连轴转是很累的。
此时，她像部队处于一级战备那样，精神亢奋而紧张。北京交通高峰时常堵车，遇到这种情况，平时沉稳而有风度的博导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为了不误课，只有一个办法：早起早走。一次因夜间工作起得晚了，匆匆梳洗后出门，一路急走，赶到车站，盼车，挤车……总算到了学校，松了口气，可上教学楼的台阶时，一低头，发现自己穿的皮鞋竟是一黄一黑，真是忙中出错！怎么办呢？
只好请一位住校的老师赶紧回家把夫人的鞋拿来……看起来，这只是件令人发笑的小事，可却说明钱瑗精神的紧张程度，她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已经松不下来。一次我问她近况如何，她答：心力交瘁。我劝她赶快勒马，她说：我是在虎背上……
一个人有了成就，有了头衔，就有了名气，而有了名气则又会招来更多的头衔，不管你干得了干不了，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钱瑗的头衔确是不少：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与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各种委员……一个个头衔和职务就像套在身上的一条条绳索，勒得钱瑗动弹不得。
再加上她是出名的死心眼，办事认真得让人吃惊，也令人敬佩。拿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来说，钱瑗是校评审委员、外语学科评审组组长，事务繁杂，耗时费心，而且还有全国各地为提职称而寄来的一篇篇论文和一本本专著，请她评审。要评审，必须研读，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
一次，外省某大学寄来一篇论文，钱瑗读后有似曾相识之感，再读则更觉有抄袭之嫌，然此事干系重大，不可贸然下定论。于是她根据记忆，翻遍书架，终于找到原书，再从头通读，列出抄袭部分的页码和段落。事后该校写来了感谢信，可他们并不知道钱瑗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文/杨绛 节选自《我们仨》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