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妈妈若内·巴彻描述了女儿上大学后她的空虚感。她不时去女儿宿舍，以帮忙搬东西为理由待得很久，开始她老说是怕女儿不适应，但最终承认：“人家所说的‘直升机父母’就是我这种人。”
巴彻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莫吉尔说，每年开学时，大学都用各种招数“驱赶”新生父母。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后加了一场风笛游行，以便把家长从孩子身边赶开；佛蒙特大学请了“家长驱赶者”，专门负责把家长挡在某个界限之外。很多学校还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长接待院长”，负责跟那些父母解释、吵嘴。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孩子拒绝长大，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而在于父母。
“爱和持续监控之间是有区别的，”丹·肯德隆说。他注意到，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与此同时，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过程中，无私(让孩子幸福)与自私(让我们自己高兴)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们希望孩子过着我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个快乐的银行家，快乐的外科医生，”巴里·施瓦兹说。至少对于一部分父母来说，如果孩子在沃尔玛当收银员，他们不会那么高兴，“哪怕孩子脸上每天都挂着笑容”。“他们高兴，但我们不高兴。”施瓦兹说，“尽管我们常说我们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幸福，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们获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该终于何处，孩子的幸福该始于何处，我们并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