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沈从文来到中国公学任教，不过26岁。他一见钟情，爱上了学生张兆和。这一年，张兆和18岁，是中国公学校花级的人物。有一天，张兆和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写来的，信中只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沈从文一见钟情爱上张兆和在1927年，张允和与张兆和作为第一批女生进入中国公学预科。这一年，允和18岁，兆和17岁，都是如花的年龄。1928年，上海的《新闻报》有一篇新闻《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介绍了中国公学的女子篮球队，队长是张兆和，张允和也是队员之一（允和自己后来回忆，自己只是替补队员）。张兆和人长得漂亮，功课好，热爱运动，在中国公学是女子运动全能第一名。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推行白色恐怖，但上海的学生运动并未停止。中国公学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学潮，校长何鲁被迫下台。董事会推举于右仁和蔡元培为校长，都遭到了学生的反对，理由是这二人道德学问虽佳，但兼职太多，没有空闲管理校务。最后，董事会推举刚从欧洲游历归来，在上海闲居的胡适为校长。
胡适执掌中国公学校长，可谓众望所归，他马上请来一些著名学者，其中就包括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沈从文。
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只读了小学，14岁就投身行伍。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北京的《晨报》《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大概是在这个时期，他认识了当时北京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胡适。
1928年，他来到中国公学任教，不过26岁。在学生眼中，他称不上是“尊敬的老师”，只是会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第一次见面，有说是在校长胡适的办公室，另有说法是在课堂。不管怎样，沈从文一见钟情，爱上了学生张兆和。
这一年，张兆和18岁，是中国公学校花级的人物，外号“黑牡丹”，大概和她的肤色略黑有关。给她写情书的人很多，尽管害羞，但她对来信并不像很多女孩那样一撕了之，而是一律保存，并分类编号。有一天，张兆和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写来的，信中只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张兆和没有回信，接着是第二封、第三封，信就写得很长了，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一倍。
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人，母亲是土家族，在男女之情上，这位刚出道的小说家有一种湘西人的执着和坦率。信写得太多、太长、太大胆，张兆和终于受不了。她到了校长胡适家，告诉校长，沈老师这样给学生写信可不好。
没想到胡适笑笑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张兆和急红了脸：“不要讲。”校长很郑重地对这位女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和张兆和的父亲张武龄关系极好。几年后，张兆和考北大，国文满分，数学零分，又是国文系主任胡适拍板录取。后来，胡适还介绍张兆和到中央日报做编辑工作。胡适撮合沈从文和张兆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沈从文的了解，“他会成为中国最好的小说家”。
终于走到一起。在1930年初，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到北大做教授去了。1930年，沈从文也离开中国公学，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张兆和继续留在中国公学念书，完成了大学学业。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感情，继续在信中体现，他这一时期的信件，后来大多收入《从文家书》，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白话情书的典范。
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称尽管很多人都愿意做君王的奴隶，而他却只愿意做张兆和一人的奴隶。这些书信，一方面是表达相思，另一方面，此时也是沈从文写作技艺突飞猛进的阶段，写信大概也是他的创作需要。
193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约莫10点，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漆黑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告诉门房，自己姓沈，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张家门房吉老头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到苏州张家做客。也许是太过紧张，他没敢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角，站在太阳下发愣。
张兆和去图书馆看书了，出来迎接的是二姐张允和。沈从文不知所措，吞吞吐吐说出三个字：“我走吧！”张允和让他留下地址，才知道他住在旅馆。张兆和中午回来，允和怪道：“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兆和不服气：“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在允和的劝说下，兆和答应去见沈从文，但是得知他住在旅馆，又犯难了。去旅馆，该怎么开口呢？允和又出主意：“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张兆和终于去了。
1969年，沈从文回忆两人旅馆相见的一幕：“那年我从苏州九如巷闷闷地回到旅馆，一下躺倒在床上，也无心吃中饭。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我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准是她！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心也跳了起来！开了门，看见兆和站在门外，双手放在身背后。我请她进来，她却往后退了一步，涨红了脸，低低地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张兆和竟然把二姐的话原封不动地背了一遍。
就这样，沈从文进了张家的大门。那一年，这位大学青年教师在张家玩了一个暑假，主要是给兆和的几个弟弟讲故事。
1933年初春，沈从文致信张兆和，信中婉转表示，可以请二姐允和帮忙向其父母提亲。并且说，如果父母同意，请张兆和早点打电报通知他，让他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开始是胡适，现在则是张允和成为正式的媒人。在儿女的婚事上，张兆和的父亲张武岭是很开明的人。长女嫁给顾传玠，因为顾是演员，当时曾引起很大争议。允和许配给周有光，在当时也不过是平常人家的孩子。对沈从文的求婚，张武岭也很快就表示了同意。
鸿雁传书寄相思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结婚。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婚后，每当两人处于分离状态，沈从文总是能写出动人的书信。“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类似这样的句子，已经成为经典情话。对沈从文来说，也许分离是爱情的最佳状态，那种独白可以抵达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婚后不久，沈从文就写出了他最伟大的小说《边城》（1934）。人们发现，小说中湘西美丽纯洁的小姑娘翠翠，有着张兆和的影子。此后沈从文所写的很多小说中，都有张兆和的影子。
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富家女和名作家的结合，生活仍然是艰难的。抗战时期，沈从文全家到昆明，他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书。名教授刘文典特别看不起沈从文，在他看来，沈从文利用师范学院的关系进入联大，且他的作品并非学术著作，而是“最拙劣的创作”。当沈从文晋职时，刘文典勃然大怒，他声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副教授，那我是什么？”
一天，大家正往山上跑警报时，他注意到一个同事向同一方向逃跑（根据某人报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沈从文）。他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随大部队迁往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大文学院的几位朋友，到颐和园消夏，因为弟媳生病，张兆和匆匆返回城里照料。喜欢写信的沈从文，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谈的机会，“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轻年轻，每天为你写个信”。
沈从文自杀他们已经结婚15年了，并且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沈从文悄然进入了一场创作危机，他对自己的习作是否能适应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感到严重的怀疑。但是即使是陷入思想和创作上的危机，沈从文仍可望从感情生活中获得救赎。
“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的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
“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的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合到一切人的行动和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
在和儿子虎虎一起玩耍时，父子俩有一场有趣的对话：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大家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沈从文：“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太好。比不上。”
在沈从文看来，幸福生活和战争都是影响自己创作的因素。即使是北京城内到颐和园这么近的距离，都让沈从文感到了一丝解放，或许相处的琐碎真的给他带来了压力。这种危机并不是写几封信就可以解脱的。最终，沈从文精神崩溃了。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碗煤油。”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发现门从里面顶着，情急之下破窗而入。家人马上把沈从文送往医院急救，然后转入精神病院。
沈从文慢慢康复，但是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从此就死去了，他转入文物研究，在未来的几十年，也就是他整个后半生，他都是作为文物研究者而存在。
1969年11月，沈从文即将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家里一下子乱到不能再乱，张允和来看他，不明白为什么乱到无处下脚，他说：“我就要下放啦！现在理东西。”张允和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沈二哥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进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
对沈从文来说，在最困难的时期，张兆和仍是他内心的支柱。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5点多钟，他感到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定居美国的张家四小姐张充和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沈先生去了，请写一副挽联，第二天追悼会要用。那天晚上，张充和怎么都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下四句话：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北京的亲人们说，这挽联写得很好，因为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里面了。四句话的尾缀，正好可以连成“从文让人”，这不是沈从文一生的写照吗？晚年，张充和在美国对作家苏炜讲起写挽联的事，连说：“在写字的时候，我都没想过这些，更没想过要藏他的名字在里面，哎哟，真的是有鬼哟。”
叶圣陶说，九如巷中张家的四个女儿，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兆和在这名门望族的“幸福宝典”中排行老三，沈从文称她为“亲爱的三三”。三小姐自小熟读四书五经，英文讲得比苏州话还溜，通音律习昆曲，皮肤略黑，却五官秀丽，人称“黑牡丹”。这样的女子，自小便在异性眼中散发光与热，自然练就了冷静理智、不动声色的本领，21岁尚未情窦初开。
在上海中学读书时，她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封情书。信是从来不回的，是否有时间尽阅皆未可知。后来，每日收信达几十封，其中一半皆来自于那个木讷的乡下男人沈从文。
自古才子才女多佳话。张沈二人的佳话，实则一典型的单恋马拉松。
人人皆知他在追她，人人皆知他爱得疯狂。整整三年，他的痴情已把她逼得无路可退。他顽固地爱她，而她顽固地不爱他，有错吗？当然没有。只是，倘若他得不到她的爱，就会萎谢甚至死亡，而他又是一位那么有才华的作家。人们便会不满了：你施于那一点点爱，能够拯救一个灵魂，为什么不做做善事呢?
“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有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三小姐扛不住了。
女人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多半出现在谈婚论嫁之时。
才女万般好，最大的劣势是不知柴米油盐的难处，而才子最大的优势是不怕失败，愈挫愈勇。
结婚后，两个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爱情只是建立在虚空的情书基础上的人，矛盾日益突出。她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好面子，甚至打肿脸充胖子给朋友钱花，结果弄得自家生活拮据。她也不明白他花那么多钱买些古董瓷器回来，究竟有什么用。她甚至会在书信中很严厉地写道：“你瞧你，每次这个字都写错，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爱没办法勉强，旁人看来沈从文无过，张兆和也无错。只是，他与她之间，始终是他爱她多一些，而她却并未因此感到幸福。人们总以为女人喜欢无休止地改造与训斥一个男人，却并不知道，这个过程对于女人本身，更是一场剧烈的摧残。所谓平等才有幸福。如果结婚后，双方却整天满腹愁怨。这样的爱，是会让人火冒三丈的，尤其对于有志气又聪明的女人来说，更甚。
因为在一起矛盾太多，她曾经多次故意制造机会与他分开。甚至有一段时间，两人同住北京，却分居两室，沈从文每天只吃了饭便走。在一起时，彼此不容，一旦分离，双方通起信来又是情意绵绵。
“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是爱我写信。”那些信，后来收入《从文家书》，这是本观者欲流泪的书信集，只是，华美的文字往往盛开于不堪的生活，空虚的情感催生丰厚的华章。
张兆和晚年已不识沈从文。尽管沈老师离开她不过三五年光阴，当有人拿着他的照片给她看时，她说，认识，但想不起来是谁了，或许在潜意识里她想将他遗忘。她曾经粉丝无数，志向远大，最终被一个自己并不看好的男人征服，过起日子来，才切切实实地发现自己依然顽固地不爱他。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沈老师又可曾理解张家三小姐?
这个故事再次告诉我们：强扭的瓜不甜，能够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不一定就是幸福，以白头偕老来衡量伉俪情深实在过于片面。
一个女人，无论多么家世显赫，才高八斗，都无法抵抗男人经年累月的追求，而那些有恒心有毅力的追求者，恰恰是女人人生路上的地雷。
“我本来不喜欢他，可是，他追得太厉害了，他那么爱我……”恒心与毅力往往被我们误解为真爱，其实那不过是因为他性格中具备了偏执与不服输的特质。
所谓日久生情，追根到底，不过是死缠烂打。
张兆和与沈从文，始终是他爱她多一些，而她却并未因此感到幸福。反观杨绛与钱钟书，他感激她的付出，而她，感激他让自己愿意付出。平等与否，造就才女张兆和与杨绛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